祝乃娟

　　 在近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指出，“关于土地污染问题，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表明，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左右”。

　　 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较为具体的关于土壤污染的数据，但土壤污染在一些地方导致的后果已时有发生，受污的蔬菜、大米及一些癌症村，是骨感的现实存在，这正不断成为和谐社会里一道道棘刺，令人迷茫而遗憾。

　　 与大气、水的污染不同，土壤污染更隐蔽，同时带来的危害更大，且更难治理。 土壤污染治理几乎是环保中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大气、水质及其他污染源等产生的大量污染物，会通过大气干湿沉降而直接纳入城市土壤中；同时土壤又可作为一个介质，把一部分污染物通过渗滤和扬尘带回水体（城市土壤直接接触浅层地下水）和大气，形成闭循环。

　　 治污是一项系统工作，需分清轻重缓急及工作排序。首先，一切的治污需建立在一个比较确切的摸底数据之上，并应向公众开放这些环保数据。公众有治污的知情权与参与权。目前的摸底工作应尽快推进，并且排查工作应更为细致，不同区域有何种污染应被区分开来，需分类排查并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对排查地区民众反映的土壤污染问题，应予以重视与反馈，这也是公众参与治污的一种体现，环境保护应是一个他律自律紧凑互动的过程。关于风险评估机制，国际上已有了不少先例，比如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评估机制，主要评估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日承受摄入量和背景值等，量化和保护在污染区或附近居民的生活健康。

　　 在有了确切数据后，应完善相关立法，并确保立法得到切实执行。不久前，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曾表示，由于土壤治理难度较大，正在制定的土壤保护法将侧重保护性预测措施。据悉，《土壤环境保护法》已列入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起草。坦白说，治污不仅需防范未来，更应有合理的回溯机制，把那些对环境的“欠账”与“透支”补齐。否则，新污染即使被控制住，但那些旧有的污染仍在发挥着作用，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体系，互相作用，难以切割。

　　 治污并不在乎投入多少，关键看效率如何，否则投入再多的钱也枉然。在中国，治污更应根据现实情况，更需着力的是地方，令地方官员摆脱GDP主义，及提高企业现在过低的违规成本。因此，未来治理土壤污染最关键的也许在于如何突破地方主义，加强环保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