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冰

　　无论是足坛还是政坛，柏林俨然已成欧洲大陆新中心，不再是布鲁塞尔或者巴黎。

　　失业率不到欧洲平均水平的一半、政府负债持续减少、欧洲最大的债权国和经济引擎，德国自“欧洲病夫”到“欧洲霸主”不过用了十多年时间，且将继续主导未来的欧洲新格局。

　　但就在外界纷纷发出“欧洲之前途取决于德国”的声音时，德国内部的自我感知与外界认知之间却有很大差异，且存在着国内就业率高企与劳动力贫困共存、经济上强劲地缘政治上收缩等矛盾现象。

　　为此，《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了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丹尼斯·斯诺尔（Dennis Snower），针对德国这一欧洲新“霸主”所涉的四大悖论进行探讨。

　　在欧盟崛起，在全球衰落

　　第一财经日报：近年来德国经济在欧洲强势崛起毋庸置疑，但如果放在全球范围来看，德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竞争力如何？

　　丹尼斯·斯诺尔：虽然德国在欧洲相对发展得较好，但就算是在过去五年德国经济最好的时候，德国经济增速也没达到中国的一半。德国虽然在欧洲一马当先，但在全球则份额下降，这将是德国未来经济的一个长期趋势。

　　尤其考虑到德国生产率增速和工资增速的关系。德国过去的生产率增速超过工资增速是德国维持高就业率的秘诀，但这个时代已经终结了。德国目前工资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至少保持了一致。

　　再加上新兴市场也面临经济放缓，更不用说欧盟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内外需求的动力下降都将导致德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下滑。

　　欧洲富国和贫困的劳动力

　　日报：德国一方面是当之无愧的欧洲富国，另一方面人均GDP在欧洲排出了十名开外，存在劳动力贫困现象。而德国国内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争论也一直未休，那么你觉得引入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刻到了吗？

　　丹尼斯·斯诺尔：在最低工资标准方面，西方国家一直有两种经验。一些国家比如英国，设立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标准非常低，目前也没有足够的实证说明这种政策是否造成了什么负面结果；另一些国家比如法国，设立了较高标准的最低工资，对此就已经有足够的数据来证明其负面效果。

　　如果选择了高标准的最低工资，许多负面效果是可见的。

　　首先，最低工资标准本身就不是一个很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如果意图实现更大的公平，那么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会达成一个相反的目标，即劳动力成本的升高导致企业雇佣积极性下降，最后失业人员增多，反而会制造出正式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之间更大的收入差异，加剧了不公平。

　　因此，虽然最低工资标准看上去可能会在就业人员中缩小了收入差异，但失业人员和整个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却会变大。我们真正需要做的首先还是聚焦于积极的劳动政策，保证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劳动力市场，这还是促进社会公平和流动性的最有效手段。就算在德国现在实施最低工资标准，于现状也不会有什么大改变，因为这里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会设立得太高。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重新思考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如何提高工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德国始终还保留着强大的工业基础，那么作为一个已经发展了很长阶段的发达工业国家如何参与国际竞争？德国在出口货物上面临的竞争很激烈，但伴随着这些货物出口的还有服务、维修、保养以及升级，这些领域正体现了德国的优势，也解释了德国经济成功的秘诀。

　　经济上的霸主，政治上的保守

　　日报：在后欧债危机时代，围绕整个欧洲的疑问是，在危机时刻担负起了巨大责任的德国，是否会重塑与欧洲的关系。德国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成为欧洲的真正领导者吗？

　　丹尼斯·斯诺尔：德国在过去有过几次想成为欧洲领袖的尝试，但无一成功，还都以悲剧结尾。甚至“领袖”这个词本身在德国已经与非常坏的联想联系在一起，因为“领袖”的德文“Fuehrer”一度曾是希特勒用来形容自己的。

　　所以说到“霸权”（hegemony），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听了都会感觉不舒服。但如果德国从某些好的方面来践行所谓的欧洲“霸权”的部分角色，倒也是可能的。不过要注意这里的“霸权”并不意味着支配和控制，而是意味着要将所有国家的利益都考虑在内。

　　德国要在欧洲践行领导者的角色需要将其他国家利益考虑入内，我们要对各个欧洲国家面临的共同威胁提出解决办法。德国之前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一部分原因出于德国民众很敏感，纳税人觉得从德国流出去的救援别国的财富都在毫无回报地消失。但如果德国真的要成为实现欧洲共同利益领袖，这种代价是必然的。

　　事实上，欧洲也确实找不到别的国家能够替代德国实行这样的“新霸权”职责。

　　一体化下的双速欧洲

　　日报：在欧洲我们现在看到了两种趋势，一是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借由危机后的一系列措施比如建立银行业联盟，将进入前所未有的一体化阶段；但这种一体化也会让欧盟内部的非欧元区国家变得更为游离，从而产生“双速欧洲”，你觉得这种格局将在未来变得更为明显吗？

　　丹尼斯·斯诺尔：我认为欧洲最大的分歧并不在于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这种分歧尤其体现在了金融市场的分化上。很明显，南欧国家一些债务国的利益就是摆脱衰退实现增长，而债权国的利益则在于尽可能维持稳定，以及尽量减少不同国家梯队间未来发展的进一步不均衡。

　　现在欧洲最大的实质性挑战就是如何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整合短期与长期利益。相比之下非欧元区国家和欧元区国家的差异倒不算是主要矛盾了。

　　这实际上也是德国与南部国家之间最大的矛盾所在。不幸的是，那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同样也深陷衰退，节省开支来降低债务比例从某种程度上往往又无助于走出衰退。德国并没有要加剧这些债务国衰退的意思，而是出于长远考虑，要求它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重整财政纪律，此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