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尔斯·钱斯

　　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时宣布了多项改革，全球媒体对此的第一反应是，困惑。早些时候，中国高层领导人关于承诺将在此会上宣布“前所未有”改革的一连串大胆声明，吊足了外界的胃口。然而，11月13日习近平主席在三中全会结束时发表的闭幕词，让香港恒生指数——世界对中国经济预期的晴雨表——瞬间下跌。

　　然而，随着更多中国经济改革细节的披露，市场恢复了平静。两天后通过的《决定》又让恒生指数上升超过30%。十天后香港市场表现依然强劲。

　　事实上，早在2012年初，随着中国国家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微博]联合发表“中国2030”报告，中国政府的方向就已明朗。报告提出中国发展六大战略方向：精简政府职能，鼓励竞争；全球研发接轨，鼓励创新；把绿色发展作为新的增长契机；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机会均等；建立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的强有力的财政体系；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

　　报告提出的关键改变是，中国政府应该退出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领域，致力于创建和维护一套有利于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公平竞争的整体性系统、规则和策略框架。这一举措至关重要，通过在国内提倡公平竞争，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专业化、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保护环境，并减少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

　　报告进一步建议进行国有部门改革，后者消耗了50%的国内资源，却只贡献了13%的就业和不到20%的经济总产出。报告称中国银行业需要完全商业化、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改革需进一步深化，完善法律和金融监管政策，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为中国全面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打牢基础；

　　对于劳动力市场，中国应该改革户籍制度，确保到2030年劳动力可以根据市场信号自由流动，提高就业率，通过社会保障工具（养老金、医疗和失业保险）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农村土地改革应该确保农民权利和提高土地利用率，加强创新。通过鼓励投资更清洁和更高效的新技术，让中国变得更“绿色”。应该扩大政府收入来源，特别是为一直以来被不公平国过度开支所困扰的地方政府引入增值税或其他间接税种；

　　中国应该继续融入世界经济，通过深化贸易和与其他经济体的投资互动来提高效率，创造繁荣。

　　2010至2012年间，中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试图研究和理清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所以在此届政府上任之初，它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已经不是做什么，而是怎么做。深入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能够带来巨大好处，但由于这样的变革往往触及强大的利益集团，推行起来就会异常艰难，而且往往收效甚微。

　　在中国，抵触重大变革的力量存在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内部和政府掌管的企业，包括大银行。摆脱政府主导为主的经济体系——这套体系通过控制大的、垄断性国有机构发挥作用，转而建立一个能够让更大范围的主体包括外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共同支撑、以市场为导向的体系，需要更多的领导层共识。

　　中国新任中央政府领导人在4月一上台就显示出已认识到改革需要有效实施。虽然直到三种全会召开之前，习近平主席一直聪明地对新的施政策略守口如瓶，但实际上他在中国改革方案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一边处理薄熙来事件、支持打击党内金融犯罪，一边亲自领导团队起草提请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改革建议，为改革注入了新的能量和活力。他的策略让对手毫无撤退和回转余地。《决定》宣布要建立国家级机构来监督改革过程，目标就是通过中央有效、集中的管理体系来推动中国改变。

　　改革的进行除了上层的控制，来自下层大众的支持至关重要。为此，中国政府进行了认真思考。包括加强司法独立、放松独生子女政策、废除劳教政策、逐步减少死刑的政策等都受到了欢迎。

　　经过十多年的谈判，中国在1999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中国经济对全球开放、快速繁荣的关键一步。以同样的方式，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将为中国引入大量的外部资本，促进创意和技术的流入；中国经济与世界更紧密合作和整合，也将反过来推动改革的进程。金融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的核心，市场化利率和更多银行间竞争的进入，会最终影响到那些一直以来从国有银行处享有贷款优惠的国有企业。一些国有企业能够适应竞争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壮大；另一些则可能会被淘汰或兼并。如果竞争可以更有效地达到改革目的，就没有必要直接对国有企业动手。

　　新宣布的改革方案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让世界为之一震，很多国际观察者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中国政府这次是认真的吗？这些措施真的能被有效推行么？

　　习近平主席向外界表明，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内实现这些最艰难的根本性改革仍然是可能的。改革红利将极为可观：生产力飙升、增长强劲和其庞大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等。但这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2013年全球产出的15%、超过40%的全球经济增长将来自中国。全球从中国改革中获得的红利也将是巨大的。

　　这次三中全会也许就此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节点。

　　（刘尚静/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