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之

　　第一财经日报：阅读对你来说如此重要，那现在书写对你又意味着什么？

　　唐诺：我以前说过，我喜欢当一个读者胜过当一个作者。博尔赫斯说：“读书的时候，我可以选最好的书看，但书写时我只能写成这样。”书写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便是能够让我精纯、专注地思索。一本普通的小说15万字，读一下最多两天时间。但是一本好的书，我需要300天写完。所以，当你在书写的时候，你是用一种更为专注和绵密的东西去面对，这是你生活里做不到的。单独的沉思很难做到，但是借着书写可以达到专注的思索。

　　日报：所以你希望细腻地书写，而不是粗疏地写作。这导致你的文章显得过长？

　　唐诺：确实我的朋友也这么说过。但是我觉得我常常是写得太短，有时候写到一定程度就不愿意再写下去了，很多人会很清楚地看到我刹车的痕迹。我想尽量逼近准确，希望把文字变成像针尖、像粉末一样，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要细如针尖，细如粉末。文字永远是个隐喻，永远只是一个简化。

　　日报：你说“书写者应该抵抗着时代那样写”，是什么意思？

　　唐诺：不抵抗时代写就是写出一个公约数而已，但有些事情只有个体才能得到。我们的时代总有一个快速的声音，这个声音常常会被世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会忽略很多少数的、边缘的、有趣的东西，时代的书写太过疏阔，你没有办法捕捉到这些。而文学的责任则是去发现这些，文学是用更细的网去捕捞。

　　日报：从过去到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大陆的写作者有很多恰恰是贴着现实写的，你怎么看？

　　唐诺：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世界剧烈变动的时候，正好是写作者最无我的时候，也是繁花盛开的时候。他们奋力地想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比如莫言在高密、王安忆在上海、李锐在山西、贾平凹在陕西，这个时候，小说会很像散文，会真实地记录。可是这个阶段会非常快，光莫言一个人创作持续二三十年已经出现了重复，这就是小说的严酷，题材被快速消耗。所以，现在大陆的小说不能再贴着现实写了，因为那一块已经被用完了，现在创作者要自己去找题材，就像纳博科夫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好的小说家要有重组现实的能力，小说从来不是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