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姜茂林

　　 为落实三中全会的部署，近日证监会表示，未来将从三个方面推进注册制改革，如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理念，推动监管转型，及把监管执法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法制保障等。

　　 A股市场IPO推出注册制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这标志着资本市场将进一步向市场化、法制化方向发展。以美国为例，其由核准转为注册制主要定基于1980年代的发行监管改革，即主要是修订了证券法等放松管制，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保护投资者，并采用发行注册制。其证券发行监管制度的特点是：强调政府监管和市场效率并重、强调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并重，及发行高度透明，强调自律监管第一位的原则，并通过设置和完善市场集体诉讼制度、辩方举证制度和和解制度等，赋予了市场自律自治的能力。同时，由于自律组织的成员本身就是市场的参与者，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灵活性，可以确保如实信息披露。

　　 当前中国证券发行监管制度经过数次改革后，形成了以保荐制度、发审委制度、询价制度为核心的基础制度。这三项基本制度的实施全面提升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保荐能力、审核能力、定价能力和各类中介机构执业水平，为IPO和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审核制度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创造条件。

　　 不过，当前的证券发行监管制度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首先是市场信用不独立。发审委制度实际上如同是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信用增级和背书，这使得证监会的公权信用与上市公司的市场信用被人为地糅合在一起，进而导致了市场面临突出的公地悲剧问题，即发审委主导的审核或核准制下，上市发审委说了算，而非投资者说了算，使市场发审和监管规则变成了管理层与上市公司及投资者的猫鼠游戏，市场面临先天缺陷，更难以有效培育出一个有效的市场信用体系，护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甭说是决定性作用。

　　 其次，监管独立性的两难困境。发审委对上市公司的实质内容审核，实际上是借其信用代替投资者做选择，既限制了投资者的选择自由，又牵制了监管行权的独立性。一旦某上市公司出现内幕交易、欺诈上市等，证监会客观上也为当事人，这导致证监会监管很难中立，更难独立，进而部分股民出现亏损就去证监会及相关机构“闹”等就不足为奇了。同时，这种强调入口审核或核准为主的资本发行监管制度，使有限的监管资源用于市场完全可以做的发审上，导致事中监管和退市机制发展相对滞后，不利于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因为上市公司的各种欺诈，受损的不仅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同样包括监管信用。

　　 鉴于此，当前推进注册制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政府与市场边界重新厘定的制度重塑，而做实市场功能的前提是完善市场，即监管部门应加快证券法等修改，尽快出台集体诉讼制度、辩方举证制度和和解制度等，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提供对等博弈的制度框架，促进市场自律自治能力。否则，在制度未赋予市场自律自治能力等情况下推动注册制将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