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是一个具有充分政策弹性、创新弹性和人力资本弹性的增长极

　　文‖陆磊

　　作为一个伟大的制度变革,上海自贸区的获批和此后的建设,无疑是中国经济整体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性平台。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孜孜探索,但成效甚微。

　　首先,国内经济升级版。其中最紧迫的问题是重构增长极,即能够形成要素配置和产业分工扩散效应的引领性区域。原有的增长极所具有的基础设施处于闲置状态——上海的金融市场和广州的出口交易会对全国的要素和技术配置效应正在弱化。因此,一旦中国原先的三大地带（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增长极引领作用正在消失而新的增长极并未形成,则以分工链条所构建的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基础势必日趋薄弱。

　　其次,是国际经济地位升级版。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2年来,比较充分地获得了多边贸易自由化规则给自身造成的红利,并实现了8年（2001-2008）左右的黄金增长期。然而,规则把中国打造并提升为引以为豪的“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把中国锁定在全球化的食物链底端,直至其自身的要素禀赋及比较优势发生相应变化。据此,中国曾经提出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但由于在国际要素市场（技术、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上并未奠定自身地位,故而同样收效甚微。

　　上海自贸区改变了以往30年以订单完成自身生产的基本交易模式,通俗说,这是从世界雇员向世界雇主的转型。

　　同样,作为一个伟大的实验,上海自贸区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自主经营貌似风光,但必须应对比当年接受订单、拿计件工资高得多的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只需要一个自由贸易区就足够了：它不是一个可以推广的改革试点,而是一个具有充分政策弹性、创新弹性和人力资本弹性的增长极。或许很多人担心其试验失败,实际上,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它可以在不造成其他任何地区、行业负面作用的前提下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唯一可能出现的风险是,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高度的对外开放,需要我们对全球金融风险传染提高警惕。

　　从卖家转型为买家

　　尽管存在顶层设计,但几乎没人能确定性地预见上海自贸区的未来。这是因为,与以往的经济特区通过特殊优惠政策（税收、土地）面向特定地区或经济体,主要吸引制造业外资不同,经典意义上的自贸区,是指取消所有行业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取消所有行业准入的国别歧视。

　　因此,自贸区相当于开了一个相对更加自由的市场——不妨我们想象一个商业地产,我们不大能确定是否购租两旺,也不大能确定到底谁在市场上经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上海自贸区是一个自由市场,则其发展程度可以作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相对地位晴雨表。如果中国仍徘徊于低端,则已经举办了110届的“广交会”将仍然是全球企业关注中国的指针；如果中国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则自贸区的地位将超越其他任何商品交易形式——无论是线上或线下。

　　究其原因,中国正在从卖家逐步演变为买家,从货物贸易顺差国逐步演变为服务贸易逆差国。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自身的扩大内需战略,也无论我们如何看到经济运行的泡沫化趋向,但以下基本事实是可以形成共识的：一是中国对大宗商品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二是中国对外部技术输入和内部自主创新融合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三是中国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外汇储备以应对任何进口需求,而在10年前,我们的储备资产不足当前的1/10；四是全球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导致相当多的投资面临更大的风险——如下一代交通技术或许将使当前的各个城市如火如荼进行的轨道交通投资清零。

　　上述四点都只有一个解法：中国作为大的供给者或需求者,对市场的影响力必须得到提升。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需要一个各类要素的自由交易市场,且该市场应该有一个各方都尊重的游戏规则。

　　货币金融需市场化

　　正因为我们已经将目光从商品贸易转向要素贸易,因而自贸区并非简单的保税区升级版,更不是任何一个省级区域想做就能做到的,即使中央给了政策。

　　恰如30年改革开放以来流行的一个错误认识,无论深圳还是浦东,仅仅因为中央给了特殊优惠政策才得以发展。

　　事实上,我们有5个经济特区（其中一个还是省级行政区划）、4个国家级新区,在同等甚至更优惠的政策框架下,为何罕见真正有建树者？这是因为，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

　　深圳的香港窗口开风气之先,而浦东之重心在陆家嘴,陆家嘴之重心在货币金融。回到自贸区,实际上中国已经不再缺乏商品自由贸易机制,服务贸易中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更多地取决于原创者是否愿意交易,故亦很难在短期内真正发展出技术自由贸易市场。从发展的连续性出发,唯有货币金融的进一步市场化,才是自贸区的使命。可见,这一使命与依托海关的保税区风马牛不相及。

　　一是宏观层次的货币自由兑换。在经历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不断升值,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最终的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极其具体而紧迫的安排。

　　中国需要两个不同的货币国际化路径,离岸和在岸,一般应由在岸引领离岸。上海自贸区应该是本外币最终自由可兑换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二是微观层次的多样性金融市场。多年的金融改革虽然使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但我们没有改变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性特征。当前金融最活跃的因素在线下,主要体现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及其交易主体的发展；在线上则体现为大数据和“众筹”金融。国界、分业和网点等传统金融形式很可能不再成为未来金融业主流模式,而自由贸易在金融业的发展亦势必引发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全球化。

　　因此,上海自贸区应该成为全球性新型金融因素在中国的融合点。

　　制度变革存在排异

　　无论前景与战略多么美妙,任何变革都注定会面临不确定性。

　　一是游戏规则与法律体系的排异。如果说以往的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主要依靠我们主动走出去,并适应世界性游戏规则的话,那么当前在境内建立自由贸易区,则需要建立健全一整套既符合国际法,又符合自身需要的自由贸易规则。

　　可以预想,无论是税制还是公司法,无论是金融实体法还是交易程序法,都将面临“下位法服从上位法”与“中国法与国际法接轨”的矛盾。根据接轨论,难免自贸区拥有更多的司法权限；但自贸区属于境内,其权限又势必有限。放与乱、收与死的两极,是中央与地方都不愿意看到,但又很难规避的风险。

　　二是投机与发展的排异。很多好事往往从一开始就走偏。比如,天津创新艺术品金融交易品种演化为投机,港股直投甫经开闸即告关闭,深圳-香港的货币套利与假出口,都可能因为初始阶段的高投机性而葬送良好的制度设计本身。在上海自贸区概念爆炒之时,炒热钱、赚快钱的内生动力势必虚火旺盛。自贸区不见得在发展初期就意味着无门槛准入,还是应遵循QFII和QDII原则。但为避免歧视,应该给出过渡期安排,在一定年限内向所有境内外各类机构开放。

　　制度变革需要胆略,技术安排需要审慎。在一个大胆的制度变革安排下,审慎周密的技术安排和规则设计将最终使改革走向成功。上海自贸区能否最终成为中国转型升级的增长极,关键还得看什么样的人、以怎样的技术搭好台,由怎样的功力来唱好这出戏。

　　作者系广东金融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