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需要明晰边界

　　 目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入，就要进一步改变政府权力太大、权力介入市场使市场受到扭曲的局面。所以，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很重要。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摆正之后，就可以防止和减少寻租的机会，政府就不应该再干预微观的经济，特别是不能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干预经济。

　　 如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的要摆正或厘清的话，那就要涉及多个方面的改革。

　　 首先是农地流转的改革。因为现在主要是土地征用和拆迁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矛盾最大。

　　 现在农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使用权是农民的，政府应该把所有权归还给农民，让农民有自己土地流转的权力，能够按照开发商开发的利益得到补偿。但现在补偿多落到政府身上，若把这一块补偿还给农民，就可以解决很多矛盾，也划清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

　　 但由于地方基层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可以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所以问题的解决存在很大难度。我们看到，土地价格由房地产商和政府主导形成，农民得到的补偿就很少，所以土地价格应直接由农民和房地产商协商形成。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既划清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又有利于平息当前频发的农村群体事件。

　　 其次是国企垄断问题。由于国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与民资争利的现象，在很多竞争领域普遍存在，凡是有高利润的地方比如房地产市场，国资都要去。国资应在涉及国家安全以及保证国家特别需要的部门进行引导性投资，而不应与民企竞争，与民企争利。相关问题，需要通过央企的改革来加以解决。

　　 再有，是金融体制改革。现在金融都控制在国有商业银行手中，而让民间金融有发展空间，才是市场经济。

　　改革不可止步不前

　　 现在改革已不可能倒退，但要防止改革停滞在现有阶段。所以习近平在广东特别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大家都担心改革停顿下来，因为改革很难攻坚，因为利益集团现在是得利的最好时期，深化改革必将使其利益受损，改革倒退也将使其利益受损，所以他们反对继续改革也反对改革倒退。

　　 新一届领导明确地提出要推进改革，这种坚定坚决的态度，与社会形成了共识。最重要的，是敢于碰硬，敢于突破阻力。而且今天的阻力，不是二十年前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意识形态姓社姓资的争论，而是双方利益的博弈。因此改革就是进行利益的调整，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既要有改革的政治勇气，也要有改革的政治智慧。

　　 我认为十八大之后这十年阶段，改革的重点会放在社会体制上。我曾提出改革分三部分，其中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任务，接下去就是深化和完善，加强法治，推动经济改革。现在，应是以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新时期改革重点

　　应在社会建设

　　 从我国改革行进的总体路线图来看，我们花了25年时间，初步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2004年开始转入了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约要20年左右时间，然后才进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文化体制改革贯穿在三个阶段)。因此，习李时代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也就是说，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七大民生问题。

　　 第二，推进城镇化，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把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以壮大中产阶层。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组织的适度发展，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政府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管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力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