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尚春

　　“限购令”筑起的高墙依然森严，期望限购令停止的人应该不在少数，所以当知名地产大佬任志强抛出“房产限购令或停止”的言论，又激起人们的讨论。

　　运行三年余的“限购令”或许常常被评价为“对市场粗暴干预”，但是它却不能“粗暴”地停止。

　　为什么？因为在“限购令”高墙之外，是囤积至高位的财富“堰塞湖”。对于个人而言，理财路径已经相当逼仄，拒人千里之外的股市，是一副冰冷的面孔，IPO欲开又止，老百姓手里的钱已失去以往在“股市”与“房产”的翘翘板上摇来摇去的平衡感。

　　此外，在央行第三季度的报告中，广义货币107.74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而在十年前，也就是2003年年末，广义货币余额仅仅是22.1万亿元，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想让个人资产跟上通胀的步伐，购买房产是最为朴素可靠的选择。

　　有这样一个数据值得注意，今年前三季度，北京离婚登记数39075对，同比大增41%。上海离婚数量同比大幅上涨39.6%，而在限购令出台三年之前，两个大城市离婚率从未超过10%。来自北京婚姻家庭建设协会的判断认为，该数据变化与“限购令”存在关联。这是限购令造成的奇葩事件，也是人们无奈之下的应对之策，由此也可以看出商品房市场的热度。

　　不仅是家庭，对于企业而言，购置物业何尝不是维系资产价值的安全选择？来自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第三季度数据显示，除房地产业突破景气临界值100，达到105.5之外，其他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以及住宿餐饮业均在景气临界值以下。创业十年，不如炒房挣钱的观念几乎深入人心，企业资金或早已跃跃欲试。

　　可以想见，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与货币政策及土地改革未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一旦取消‘限购令’，房价必然暴涨。“限购令”政策违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本不应该出台。但其在现实秩序中的干预作用，却无法替代。“限购令”其实是在消解另一个行政管制造成的负作用：土地单一渠道出让、土地财政普遍饥渴、地价高涨制导房价爬升。“限购令”阻挡了投资客入场，起到了一定的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作用。

　　日前，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近年来形成的过度依赖投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改变。”应当说房价高涨、土地财政均出自于对投资的长期依赖，“限购令”则是一个缓冲手段。因此，在GDP依然有相当大成分来自于固定投资的当下，土地财政虽然背负着众多非议，但是经济转型毕竟需要平稳过渡，说“限购令”是过渡手段也好，暂时性行政管制也罢，总之“限购令”的存废不是其自身合理与否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383改革方案”的架构下，“中速增长”与“结构转型”已是不争之实。或许我们可以期待，当383方案从吁请渐变为现实，当集体土地与城市土地平权，当地方财政收入主体不再是土地出让金，彼时“限购令”或将不过是转型湍流中，曾经凭空乍起的一个浪头而已，被淹没是它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