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1928年8月，正当上海总商会与国民党官方的商会“存废之争”相持不下，虞洽卿、冯少山等又组团赴京请愿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出人意料地颁布了一份修订后的新《商会法》及《商会法施行细则》。这等于在法律上再次肯定了商会可继续存在，无异于给面临巨大政治压力、地位岌岌可危的商会组织，打了一剂强心针。

　　政商两界的人都清楚，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倾向于以怀柔手段笼络商人，为此不惜与国民党强硬派唱反调，工商部长孔祥熙晋商出身，处世圆熟，也不想轻易跟大资本家们撕破脸皮。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的意见不一致，使得对桀骜不驯的商会的严厉制裁措施，迟迟未能实行。

　　商会“存废之争”初起时，带头论战的冯少山在《上海总商会月报》上发文，引《商会法》以自保，认为商会是法定团体，商民协会仅是“一时引导参加革命运动”的组织，不可相提并论。他声言：“若并现行之《商人通例》及《商会法》亦搁置不顾，未加研究，则此次国民革命改造经济社会之结果，适见其弊，未蒙其利。”干脆釜底抽薪，质疑法律精神及条文若不能受到尊重和保障，革命的意义究竟何在？

　　此情此景，不免令人回想起1904年1月，清廷商部颁行的中国历来首部“商会法”——《禀定商会简明章程》26条。其中强调商会旨在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剔除内弊，考察外情，成为众商之脉络。这部法律还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宜设商务总会，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

　　先行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依据此《商会法》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正式步入新式商会行列。自此之后，全国各省各商埠掀起兴办商会热潮。上海、天津、汉口等各大主流商会，参政议政的热情日益高涨，不时给统治者“添堵添乱”。但直到武昌起义枪声响起，清廷江山不保，它也没有下过哪怕一道“取缔商会”的谕旨或条令。

　　比较有实干精神的袁世凯执政后，号召振兴实业，官方与商会的合作一度比较融洽。1914年9月，袁政府试图通过颁布新的《商会法》，加强对商会的管理，比如各级商会实行“属地管理”，取消全国商会联合会等。但新法一经公布，引起商界强烈反弹，几经交涉，袁世凯迫于压力，收回成命，在再次修订的《商会法》中，承认全国商会联合会存在的现实。

　　袁世凯称帝失败死后，北洋政府乱象纷呈，自顾不暇，也没有精力和能力对商会的发展和活动加以控制了。接下来就到了国民党一统江山的时代，身为中国最大资本集团的上海总商会，发现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并未能转化为相应的政治能量，过去一二十年来享受的相对自由的空间，一觉醒来，化为乌有。

　　1929年年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彻底“整理”上海总商会，甚至专门制定了一个“上海商会改组条例”，明文规定：新的商会必须“服从当地国民党的指示和命令，并受当地执政机构管辖”。

　　正是这套“党纪”，绕过了“国法”（即国民政府工商部出台不到一年的新《商会法》），最终致上海总商会于万劫不复之地。

　　曾参考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徐鼎新研究员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图片选自《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