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开放全面推进，涉外经济体制开放取得巨大进展。但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时期，现行涉外经济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面对这一系列的困境，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会在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中做出怎样的顶层设计？本报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研究部部长隆国强。

　　经济观察报：中国下一步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隆国强：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首先要打造对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这里面包括：一是扩大和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倒逼国内体制改革；二是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增强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改革外资审批体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与“非禁即入”（负面清单）的试点，为实现内外资准入制度的统一创造条件；统一内外资法律，强化法律法规的一致执行，形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着力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新的开放平台。

　　另一个重点是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的审批体制，提高审批效率，为取消对外投资审批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对外投资保护，保障海外利益，避免重复征税。三是改善企业对外投资服务，加强对外投资信息、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四是以放开跨境投资管制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第三个重点是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一是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改变现行的对本土上游产品歧视性的出口退税制度。改革不合理的由地方分担部分出口退税的规定，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出口退税。二是开展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与监管模式改革试点，打造国际研发、国际制造、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结算和国际维修中心等“六大中心”。三是继续深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改革。四是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同监管部门联合查验，降低收费，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五是以暂定税率方式，推行结构性降低关税。目前我国的关税结构与水平是在加入WTO时谈判而定，不能反映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降低关税水平的空间较大。六是结合垄断性行业改革，在存在进口特许权领域放松进口权管制，引入更多竞争。七是以中日韩自贸区和地区全面伙伴关系（RCEP）为重点，谈判建立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推动国内相关体制的全面改革。

　　最后，还应加快对外谈判体制改革，提高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能力。

　　经济观察报：这些改革需要怎样推进，是否有一个时间或者顺序表？

　　隆国强：上海自贸区试点是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突破口。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巨大，但阻力可能甚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要想顺利推进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找准突破口。

　　一是着力推进自由贸易园区试点，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实行一揽子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这有利于在局部地区率先突破改革阻力，而且可以在控制改革开放风险的前提下，积累经验，增强信心。二是结合双边投资协议谈判进程，推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审批制度改革。三是着力推进较高质量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谈判，可能再次发挥类似“入世”的促进全面改革的作用。

　　经济观察报：大家对上海自贸区充满了各种期待，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开放、投资体制改革、金融开放创新等，但也有观点认为，类似金融开放、创新这样的改革，自贸区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平台，因为无法与区外隔离，你怎么看？

　　隆国强：不能寄希望上海自贸区能解决中国经济的所有问题，不要把所有改革开放的任务都放到上海自贸区的头上。上海自贸区的使命，主要是三方面：第一，服务业的开放和服务业的规制，第二，货物贸易的便利化，第三、对投资准入管理体制的改革。至于金融开放、金融改革，上海自贸区可以做点事，但有很多可能不适合它做。包括利率的市场化，特别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恐怕不是自贸区完全能做的。如果上海自贸区能在前面说的三件事上做成功、总结经验，可以复制推广，它的功劳就很大了。另外，在上海自贸区之前，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在深圳前海已经开始在做一些探索了。

　　总之，中国很大，中国的自贸区也不会只有这一个，在不同的区域内按照地区优势，围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方向可以做很多试验，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所有的试验都要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它也不可能承担这样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