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克·施隆多夫，德国导演。早年在巴黎攻读政治经济学，后进入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制作，1966年开始当导演，《青年特尔勒斯》预示了新德国电影的觉醒。《铁皮鼓》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其它代表作还有《第九天》、《斯万的爱情》等。

　　01 早年你曾经去到美国拍片，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去的是纽约，达斯汀·霍夫曼给我打电话，让我拍《推销员之死》。这是个充满误会的旅途，他说这个片子务必要你来拍，因为你的《浮士德》我很喜欢。我说《浮士德》不是我拍的，我把《铁皮鼓》给了他。如果1989年柏林墙没有倒塌，我很可能在纽约度过余生。在欧洲，它所拥有的历史、宏伟的过去，都会限制你。而美国人则对我说：Just do it!

　　02 有好莱坞商业片制作人找到你吗？

　　我不愿意做主流的片子，好莱坞的制作人见到我就跟见鬼了一样。他们的嗅觉很好，老远就闻出我的味道，不想跟我打交道。我可不拍恐怖片和猎奇片，我喜欢拍正常人在平常的生活中不平常的事。商业片我也不想做，你不能请钢琴家去做打击乐吧。

　　03 为什么喜欢改编著名作家的作品？

　　我想这些德国著名作家，有时不被常人所理解。我有义务把艰涩的作品拍成大众所能接受的。

　　04 你曾说：“在踏入中国的一瞬间，觉得自己就像《铁皮鼓》里的小奥斯卡一样”，为什么？

　　感到渺小。阿瑟·米勒曾说过，每个美国人从床上醒来那一刻，就会感到这个国家太大了，个体太渺小了。因此，小国公民反而会感到自大。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则需要家庭和教堂的维系。所以，我很难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当一个公民是什么感觉。

　　05 你如何在电影中保留一个民族的特色？

　　全球化的艺术其实很难做，艺术来自灵感，而灵感与具体地域相关。那些和你生活点滴相关的东西才是影片的素材。

　　06 怎么形容你的个人电影史？

　　我生长在德国新电影运动期间，是战后一代人成长的时期，他们经历了经济奇迹，同父辈决裂、反思战争。父辈的世界在他们眼中已经崩溃了。那时，没有手机、互联网，最好的交流平台是电影。我、赫尔佐格·法斯宾德等通过电影来宣泄对社会的叛逆。我们对德国电影有强烈的使命感。

　　07 那是产生好电影的时代？

　　好的影片产生于社会动荡的时代。君特·格拉斯曾跟我说，在无聊的时代，人们都叙述的是一个女人和男人，一个父亲和孩子，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和仇恨。突然，来了革命、战争，比如，一对情侣坐在板凳上聊着情话，突然，地震来了，他们站在了深渊的边上，这就是一个好故事。

　　08 你如何看如今的3D技术，以及特效制作泛滥的电影环境？

　　拍《铁皮鼓》时，因为是通过一个儿童的眼光看世界，所以采取了默片的方式。这样能带来想象空间。我并不很赞同这些新技术。

　　09 会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

　　Just do it!不要太愤世嫉俗。耐心和坚持更重要，这个世界上没有容易的答案。

　　10 什么是你早年深信不疑而如今深表怀疑的事情？

　　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害怕。我早期理想是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公平的物资分配，但现在的德国，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充分福利保障的社会主义。柏林墙倒塌时，我眼看墙的东边，是廉价的车。西边是高端的奥迪车。一边的生活晦涩，另一边则充满了活力。从那时，我不信这些了。我对中国经济感到好奇，市场经济和国家控制，这两个极端的糅合，我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