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焘

　　成龙当然拍过好电影。问题是好电影有标准吗？我想很难总结出所谓的规律。但是糟糕的电影一般有共性可言，要么是内容上不符合观众需求，要么是观念上违背普世价值。

　　普世的价值是简单的，一部电影在观念上既可以让人审美，也可以叫人恶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总能让一部分观众有所收获。最莫名其妙的情况是非要把自己也半生不熟说不清楚的观念强加到一部电影之上，此时电影就会变成说教，这样既破坏了看电影的感官享受，又激不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十二生肖》多少遭遇了这样的尴尬。

　　这是我必须要看的电影——多年之后成龙终于拿起了经典的“成龙模式”，这里有我的期待，更有对童年的缅怀。但是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成龙要到快打不动的年纪才重新回归这种模式？《十二生肖》与他在香港时拍的电影有什么不同？

　　上世纪70年代已经获得成功的《醉拳》《蛇形刁手》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规则我都相对陌生，所以它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我所谓的“成龙模式”，指以《警察故事》里的警察，和《飞鹰计划》里的侠盗组成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群像。

　　《十二生肖》就是《飞鹰计划》的续集，而《飞鹰计划》根在1987年的《龙兄虎弟》。《龙兄虎弟》由成龙、关之琳、劳拉·福纳主演。Jackie Chan开篇已是侠盗亚洲飞鹰，他从非洲土著那里盗取了圣灵宝剑，而这把宝剑是上帝武装的组件，一个邪教组织抓住他的好友关之琳，要挟飞鹰找齐上帝武装。电影中飞鹰走遍世界，最后侠盗斗败邪教，人月两圆。

　　《飞鹰计划》的女主角换成了郑裕玲和伊娃·考伯。电影开篇还是飞鹰从非洲土著那里夺宝，之后受托找纳粹余党的宝藏，郑裕玲和伊娃·考伯陪他各地历险，纳粹余党暗中争抢，最后侠盗斗败反派，大快人心。

　　《十二生肖》与之如出一辙。最明显的两个细节，一是成龙在电影里直接叫JC（Jackie Chan的缩写）。二是在《飞鹰计划》里，有一个情节是在沙漠旅店，飞鹰在和敌人打斗，郑裕玲和伊娃·考伯拿到一挺机枪，她们不会用，所以乱开一气，镇住了所有人；而在《十二生肖》里，姚星彤代替了郑裕玲（都是女学者），Laura代替了伊娃·考伯（同为藏宝者后人），当JC在岛上与海盗打成一团时，她们也得到一挺机枪，乱开一气，镇住了所有人。

　　亚洲飞鹰这个侠盗形象再往前追索一步，就不能不提到曾志伟。在1985年的《警察故事》里，成龙已经成功塑造了一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执法者形象。《龙兄虎弟》则是另一方向的开掘，使一个更加潇洒、穿梭世界、填补民间想象的侠盗跃然纸上，这是《龙兄虎弟》导演曾志伟（未挂名）对“新艺城”《最佳拍档》的延续。

　　《最佳拍档》里许冠杰扮演的侠盗被成龙吸收，而且后者的喜剧武打更加引人入胜。前者的主演麦嘉是新艺城的老板之一，他大学主修电子工程，所以《最佳拍档》里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高科技，这一点在成龙的飞鹰系列里变得更加细腻炫目。最重要的是《最佳拍档》其实是007系列的香港版，只不过如论者所说，“后者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被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解构，表现出浓郁的香港本土文化特色”，并被“不断强化，成为90年代香港电影突出的文化特征之一”。

　　警察故事系列和飞鹰计划系列毫无疑问是成龙电影的高峰。《飞鹰计划》耗资1.15亿港元，是当时最昂贵的香港电影。但是这样的电影并没有在内地赚钱，因为这些电影根本没在内地公映。特别是回归之后的时代，一个不守规矩的警察，一个秩序之外的侠盗，更不太可能通过内地的审查。2002年的《无间道》要在内地公映需要改一个违法警察最后被抓的版本，2011年的《夺命金》想在内地上演还要造一个不义之财最终充公的结局。

　　其实当时成龙不管是要走向好莱坞还是要到内地发展，“成龙模式”中的警察和侠盗都必须经过改造，他们既难融入西方文化，也不被内地的意识形态待见。所以与其说成龙现在才回归当年成功的“成龙模式”，不如说他当年想在内地发展的话根本就不能继续那种模式。

　　当然，《十二生肖》乖了很多，它除了有一个侠盗的线索，还戴了一顶“爱国主义”的帽子。JC求利，姚星彤爱国，之前的亚洲飞鹰盗亦有道，扬善必惩恶，《十二生肖》里的JC没有直接打败恶人，而是突出舍生取义，把国宝还给国家。这是《十二生肖》与之前飞鹰系列最根本的不同，后一条线索的加入，把电影撕成了两张皮。

　　我不怀疑成龙的善良，但有些事实要说清楚。成龙近年的言论屡屡被热议，那些话说到底，无非是为加强公权力张目：为了国家能强大，人民需要团结，甚至让渡出自己的一些权利，以便政府能在世界范围内为人民做主，这是爱国之一种。《十二生肖》里，在面对中国追讨文物时，JC也说道：你要足够强大，人家才跟你讲理。

　　托马斯·潘恩说过：爱国者[微博]的责任是保护国家不被外敌侵犯。抵御外敌天经地义，但这样的你死我活毕竟是特殊情况，大多数时间里，个人面对的不是国家被外敌侵犯，而是何种制度安排与公共选择策略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搞清楚这些才是最低程度的爱国，也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十二生肖》用“爱国”两个字去应对历史上形成的文物追讨问题，甚至成为个人舍生取义的信念基础，这一点正是它与之前“成龙模式”的根本分歧。

　　不厘清基本的现实，一味用一个抽象的概念去规划人们的生活、引导个人的选择，说穿了就是说教，而说教只会把问题越说越复杂。

　　若应用到电影上，更是一种悲哀——当然问题绝不能只怨电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