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杨志荣

　　9月17日，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向汽车产业提供补贴诉诸世贸争端解决机制，而今年9月份正是为期三年的美对华轮胎特保措施到期的日子。实际上，自2001年以来11年间总共只有价值620亿美元的中国汽车零配件进入美国市场，而且绝大多数集中于维修而非主机配套市场，起到的只是低端补充的作用。

　　无独有偶，美国商务部于8月17日宣布对中国光伏电池及组件实施税率达31.14%至249.96%的反倾销税，这是美国年初欲对中国、越南等海外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化整为零”的做法，这次只不过是从奥巴马“新能源革命”的核心领域事先启动，而类似的“舒默议案”在中国刚刚实现贸易顺差的2003年就开始出台了。9月6日，欧盟跟进，对中国“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

　　这再次印证了美国在次贷危机后不断增加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尤其在美国启动“再工业化”之后。尽管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去年12月份宣布美国商务部在《1930年关税法》下无权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如中国）进行反补贴调查，但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1930年关税法》GPX修正案，对美商务部2006年以来的非法行为进行了合法化追溯。

　　这只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冰山一角。美国两大著名民间智库之一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将此命名为“汇率反击战”。他在9月10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美欧经济疲弱深受始于十年前的“全球汇率战”的影响。据他估算，美国因此每年造成贸易逆差高达1500亿至3000亿美元（约占其GDP的1%至2%），并影响了100万至200万个就业岗位。当然，他把责任归于中国等东亚国家、石油出口国，以及瑞士等这些“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经常账户盈余非常高”的国家。

　　如此看来，尽管这些国家把大量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都换成绿莹莹的美钞和风险高昂的美元衍生品，美国开动印钞机就轻轻松松地从世界换来了大把的财富，尽管摩根士丹利表示十年来中国廉价商品的出口为美国人民省下了6000亿美元以上的成本支出，但这些顺差国家依然被贴上了“罪恶”的标签，成为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伯格斯登在文中道出了美国的战略，美国将联合欧洲发起汇率反击战。一是美联储(Fed)和欧洲央行(ECB)买入外汇来对冲；二是对来自汇率干预国的进口征收额外费用，如同1971年一般；三是对汇率干预国积累的美国和欧洲资产征收交易税或者代扣所得税。他认为，这几种措施“使美欧实现复苏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看来，全球经济低迷时期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只能愈演愈烈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反倒成了自由贸易的中流砥柱。尽管早在2007年8月多达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合签名向美国国会请愿，强烈要求美国国会议员遵循自由贸易精神，抵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避免1930年代的覆辙。1930年，美国因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了全球贸易大幅度滑坡，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而早在今年前5个月，全球贸易量同比增速已经大幅度下滑到2.6%，大大低于去年8.5%的增速。一向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亚洲出口仅增长2.6%，较去年的12.1%出现大幅萎缩，亚洲出口正以2009年4月以来的最快速度恶化。8月份，中国进出口同比仅增长0.2%。而代表全球贸易先行指标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更是持续走低，自年初以来已经累计下跌超过50%，世界贸易面临着巨大挑战。

　　实际上，相比汇率战，单纯拔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还是影响相对轻微的，通过汇率战引发的还有全球金融财富的快速转移，这对拥有4万亿美元海外资产的中国来说，影响极其深远。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走低导致人民币贬值趋势加剧，中国面临汇率战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从过去几年中国人通过汇丰等外资银行购买海外理财产品（如QDII）造成全面、大幅度的折损中就可看出，中国居民投资海外理财产品尤其是衍生产品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