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金融精英为他们的投资者赚了钱，在主要的情况下，

　　他们并不是通过给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而是通过掠夺其他玩家的价值来实现的

　　2006 年，就在金融体系几乎要解体的时候，妮娜· 蒙克在《名利场》上撰文，讲述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市时兴的豪宅建设狂潮。她强调，在20 世纪初期，格林威治已经成为大亨们最喜欢的地方，他们想要在这里建造出“能与欧洲豪华宫殿和城堡媲美的豪宅”。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很少有人买得起一栋有25 个房间的住宅。渐渐地，大片的地产被分割后出售了。

　　接着就该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出场了。

　　当然，大部分的金融产业都集中在华尔街(英国伦敦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然而对冲基金(基本上是以借款进行投机和想要从经理人那里获得内幕从而大赚一笔的投资者)却集中在距曼哈顿大约45 分钟火车车程的格林威治。即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些基金经理人的收入仍然不亚于昔日的强盗大亨。2006 年，收入前25 位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总收入高达140 亿美元，是纽约8 万名中小学教师工资总和的3 倍。

　　当这些人决定在格林威治买房时，房价根本不是问题。他们很高兴地买下了老镀金时代的建筑，只为了把它们推倒重建起更大的宫殿。有多大呢？按蒙克的说法，每个基金经理人买下的新房子平均面积大约是1.5 万平方英尺 。奥克合伙人公司专注于医疗行业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拉里· 费因博格花2000 万美元买下一座房子，然后拆了它，计划建一座占地30771 平方英尺的山庄。蒙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它只比泰姬陵小了一点儿。

　　但是这关我们什么事呢？只是出于我们的兴趣？好吧，我不否认阅读了解昏庸的富翁生活方式确实挺有意思的，但是这其中包含更重要的意义。

　　即使是在2008 年危机之前，金融自由化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储蓄和贷款的混乱已经提供了一个昂贵的证明，证明缺乏监管的银行家会变得多么疯狂。危机差一点儿就要爆发，而且放松监管时期的经济增长如果有的话，也比在严格监管的时期低。

　　然而那时还有(现在也有)一些评论家抱有奇怪的幻想(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都是政治上右翼的人)，他们认为放松监管是经济的胜利。前面的章节提到过芝加哥大学著名的金融经济学家尤金· 法玛声称经济在金融放松监管后有了“非凡增长”，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法玛会认为我们经历了“非凡增长”呢？大概是事实上，某些人的收入的确经历了“非凡增长”。

　　位于收入顶端的人(这里是指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出名的那“百分之一”)确实生活得很滋润。对他们来说，放松监管后经济的确经历了“非凡增长”，虽然他们通胀调整后的收入随着股票市场的涨跌起伏不定，但他们现在的收入至少是1980 年的4 倍。所以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这些“高端人士”确实生活得格外滋润，而那些“超级高端人士”(收入前0.1%)和“超级无敌高端人士”(收入前0.01%)则更加滋润。最富有的前万分之一美国人的收入增长率是660%。这就是康涅狄格州一座座“泰姬陵”拔地而起背后的玄机。

　　即使是在经济增长缓慢、中产阶级收入小幅增长的情况下，这些非常富有的人群的收入依然显著地增长，这主要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一点我将粗略讲一讲，因为这不是本书的主题。其二，这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经济萧条有什么联系，这是一个棘手但很重要的课题。

　　首先，金字塔顶部的人激增的收入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富者越富

　　时至今日，关于不平等加剧的现象众说纷纭，听起来好像都说是技术发展的代价。故事是这样的，现代科技带来的对高教育水平的工人需求的增长，减少了对常规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需要。因此，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人就超越了教育水平低的多数人。

　　例如，在2006 年，美联储主席本· 伯南克在一场关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演讲中说，主要原因是20%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士和80%教育水平低的下层人士拉开了距离。

　　说实话，本· 伯南克也没有全错：在过去的30 年中，总的来说，你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你和像你一样的人会表现得更出色。在美国，和最多只读到高中的人相比，大学毕业的人工资水平更高；和本科生相比，硕士生的工资水平也更高。

　　但是，只关注因教育水平造成的工资差额，我们就只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冰山一角。因为大部分收益并没有流向大学毕业的工作者，而是流向了那几个非常富有的人。高中教师大部分都拥有本科或硕士研究生学历，但是说得委婉一点儿，他们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像对冲基金的经理人那样的收入和收益。再次提醒，请记住，25 名对冲基金经理人的总收入是纽约8万名中小学教师总收入的3 倍。

　　“占领华尔街”运动有一个不断重复的口号：“我们是那99%。”这句口号和那些谈教育和技能水平的讲话相比，更直击真相。而且不仅激进分子这么说，2011 年夏天，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分析了1979~2007 年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他们发现，范围在80%~99%的美国人(也就是本· 伯南克口中的20%上层人，减去“占领华尔街”提出的“那1%”)在这一时期的收入增长了65%。

　　这真的很不错了，尤其和较低收入的家庭相比：中等水平人士家庭的收入增长水平只有他们一半，而处于底层的20%的人士收入只增长了18%。但是上层1%的人收入却增长了277.5%，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0.1%和0.01%的人收益更多。

　　那么为什么上层1%甚至是0.1%的人做得比其他人都好呢？

　　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当中仍然没有定论，而且不确定的原因是他们自身披露的。首先，许多经济学家最近才发觉，富裕阶层的收入不是合适的研究课题，它们属于热衷于名人八卦的小报，而不是严肃的经济学期刊。但富裕阶层的收入问题不仅仅是琐碎的小事，还是美国经济和社会中心问题。

　　哪怕只是刚开始认真研究上层1%和0.1%人士的收入，经济学家就从两个方面感到了这个课题多么不受欢迎。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代表着进入了政治斗争的领域：上层的收入分配问题属于戒备森严的领域，任何人只要涉及，马上就会遭到那些保护富人财富的职业打手的凶残攻击。

　　例如，几年前，托马斯· 皮克蒂和伊曼纽尔· 赛斯因为从事长期跟踪记录并研究起伏不定的不平等，而被卡托研究所的艾伦· 雷诺斯盯上。雷诺斯几十年来都坚称不平等并没有加剧，每次他的言论被揭穿，他就能马上冒出一个新的论证来。

　　此外，抛开政治，经济学家常用的工具不适用于高端人士的收入问题。我的专业涉及得最多的就是供给与需求，当然，经济学远远不止这些，但这是最首要的分析工具。可是，高收入人群并不生活在供求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