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时刻。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约束条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既有的拼资源，拼消耗，靠劳动力便宜，处于产业链低端，附加值很低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李义平告诉记者，我们曾经把一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模仿——创新——世界知名品牌。“按照这样的划分，我们基本上处于第一阶段，创新极少，世界知名品牌几乎没有。”

　　而按照产业发展的过程，在李义平看来，也可以划分为研发——制造——品牌经营三个阶段。“我们基本上处于制造阶段，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如果GDP可以称量的话，是发达国家的单位GDP重还是我们的单位GDP重，这里涉及到GDP的构成和内容。”李义平指出，发达国家GDP是高新技术产品、文化产品、高层次的制造业，而我们的GDP是相对层次较低的制造品以及道路、交通、楼堂馆所等基础设施。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高、单位GDP就越轻；技术含量越低，附加值越低，单位GDP就越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李义平解释说这个由大到强的标准，首先是能在一些产业，或者说是关键性产业上从产业链的低端上升到产业链的高端，具有产业话语权；其次，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能有效解决装备中国的问题，例如大型飞机、大型起重直升飞机、航母等的制造等；第三，摆脱了资源依赖，主要靠科学技术发展。

　　当然，由大到强是一场革命，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就难以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李义平指出，做大容易做强难。我们本身是一个速度型体制，是从下而上的从属关系，主要靠政府推动的发展模式，动员式的体制，使我们更容易追求速度。这些在追求速度方面具有优势的体制，在实现由大到强时的跨越式却不具有优势。在创新、由大到强有更多的风险，更大范围内的试验或试错，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和信息，所有这些都需要企业家去判断，去尝试。

　　“历史证明，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有利于创新，有利于由大到强的制度安排。”李义平告诉记者，其原因首先在于激烈的竞争和短暂的超额利润，随着众多加入者的涌入会被迅速平均化，于是又有了下一轮的创新，这个过程表现为不断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新的均衡点，又打破了这个均衡点，走向新的均衡，恰如一场军备竞赛；其次是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特有的强制性淘汰、重组，创新是走出危机的契机，再一次占领市场时必须是新的、是先进的；第三是平等进入保证了平等竞争；最后是市场经济不拘一格的推崇企业家，推崇创新的社会氛围。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出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强调“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他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捁。他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因此，李义平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大到强，相对于速度型的增长模式，在当代中国绝对是一场巨大的变革。“我们必须积极地推进这场改革，应当积极推进创新，以新的产业兴奋点引领经济有效地发展，追求有效地GDP，有效的就业。靠‘膨大剂’式的政策就像吃止疼药似的，不仅会一次比一次剂量大，而且会产生依赖症。”

　　李义平最后指出，发达国家都经历了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过程，我们千万不要错失这个由大到强的良机，否则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