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之祸

　　1000余张转账支票，5亿元非法套取的现金，京城首起特大地下钱庄案令人唏嘘。

　　据办案人员分析，实际涉案金额远不止5亿元——这个数字是有完整证据链确认的账目，“实际交易额至少几十亿元”。

　　由于“套现”的收益一劳永逸，马甸邮币卡市场成为京城最大的地下钱庄。从导游拿回扣到包工头逃避劳务费用税收，原来似乎与普通百姓距离遥远的地下钱庄，已经悄然来到了你我身旁。

　　作为《刑法修正案(七)》实施以来发生的第一起地下钱庄案件，涉案各方将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地下钱庄的前世今生、业务范围以及危害性有哪些？法律专业人士给出了答案。

　　1.他们的“串支票”生意

　　——京城首起特大地下钱庄案纪实

　　2012年7月30日，经营金额高达5亿元的地下钱庄案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涉案的38名被告人中，有经营电话卡业务的个体商户，有企业高管，甚至连银行行长也被牵扯其中。在此之前，公众对被告人所涉嫌的非法经营罪并不熟知。此案的审理，为公众上了一堂“鲜活”的普法课。

　　地下钱庄的“庄主”

　　马甸邮币卡市场位于北京繁华的福丽特商业街上，是亚洲最大的邮币卡市场，主要经营邮票、钱币、电话卡以及古玩。一年以前，它的另一个隐蔽身份是——京城特大地下钱庄集散地。

　　黄凯生于1974年，是江西人。1992年，黄凯高中毕业后在家乡江西省南昌市做邮票生意。1998年至2001年期间，黄凯去上海做起了IC卡买卖。2002年，黄凯转战到了北京，在马甸邮币卡市场租下了摊位，做电话充值卡生意。而后，黄凯生意越做越大，他有了自己的房和车，并把家安在北京。

　　黄凯介绍说，经营电话充值卡业务，需要根据地区差价找到相对便宜的代理商进货。之后，再将这些卡销售给全国的下一级经销商，从中赚取差价。黄凯的摊位销售移动、联通、电信充值卡，卡的面值从10元至500元不等。黄凯透露，通常一张卡只能赚到3分钱到1元钱的利润。

　　由于电话充值卡批发利润薄，黄凯只能依靠走量获取更多的收入，他每天的进货量在700万元到1000万元之间。因而，黄凯每天会有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现金流。但最让他头疼的是，他的上一级电话卡充值代理商不收取现金，货款只能以支票或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这就意味着他每天早上必须把前一天卖出的巨额现金存入银行，才能确保第二天顺利进货。

　　为此，黄凯天天都要跑银行存款转账。通常情况下，黄凯在早上银行开门前就要去排队存款。由于银行清点、入账时间很长，每天几百万元的现金，银行为此要单开窗口接待他。因为黄凯存款当天存、当天转账，并不给银行创造业绩，银行职员对黄凯很反感。为此，黄凯没少受银行的“气”。这种处境，也让黄凯的同行们叫苦不迭。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拿着转账支票直接找到黄凯“串支票”，即希望用支票兑换他手里的现金。对于黄凯来说，这可是件好事，他不用去银行存钱转账，省时省力不说，还能赚到一笔手续费。

　　黄凯供述称，“串支票”的手续费一般在0.5‰～1‰，相当于100万元收取500元～1000元的费用。相对于卖电话充值卡的微薄利润，“串支票”所得收益更为丰厚。“1张100元的卡最多赚一两毛钱，有时候拿货价钱偏高，为了维持和代理商的长期合作关系，即使明知赔钱也要进货。而且，每串100万元现金就有800元左右的纯收入。电话充值卡市场低迷的时候，‘串支票’的收入还能贴补销售充值卡的主业。”黄凯介绍“串支票”的好处。

　　黄凯实际控制的多家公司为套现创造了条件。当初，电话卡充值业务需要银行对公账户，黄凯便注册了公司。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陆续以家人及职员的名义注册了11家公司。为了规避跨行转账的繁琐程序，他还为这些公司办理了多家银行的对公账户，所有串现的支票都会打到黄凯的对公账户里。

　　黄凯说，他帮忙“串支票”给付现金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现金需求方将支票交付给他，他再将这张支票入到自己的公司账户内，扣除手续费之后直接给现金，通常这种方式的手续费比较高；另一种是现金需求方把支票入到自己的公司账户，然后通过转账方式转到黄凯公司账上，黄凯扣除手续费后将现金交给对方，或是转到对方的私人账户内。在本案中，黄凯的涉案金额高达2亿余元，占涉案总金额的40%。

　　据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至2011年4月，黄凯等38人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为帮助实现北京儒意欣欣广告有限公司等70余家单位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内提取现金的目的，非法收受上述单位通过转账支票、电汇和网银转账的方式支付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资金后予以套现，并从中牟取非法利益。

　　由于“串支票”的收益一劳永逸，马甸邮币卡市场成为京城最大的地下钱庄，市场里的8位个体商户接连成为地下钱庄的“庄主”，受审的其他30名被告人是为“串支票”牵线搭桥的“中间人”。

　　银行行长牵线“串钱”

　　今年48岁的孙洪海是广东发展银行广渠门支行行长。1987年，孙洪海大专毕业后到人民银行工作，一干就是10年。1997年，他投身广东发展银行。在此期间，孙洪海凭借自身努力自学完本科、研究生的课程。孙洪海也从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晋升到了现在行长的职位。

　　在银行工作过程中，孙洪海接触到不少客户。一次，孙洪海经过银行客户经理引荐认识了一位大客户杨斌(化名)。2011年4月，杨斌找到孙洪海，让他帮忙“串”400万元的现金。广东发展银行不能办理这项业务。对于大客户的请求，孙洪海不好直接推辞，就答应帮忙问问。

　　由此一来，孙洪海想到自己做钱币生意的另一位客户，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对方能否帮上忙。果不其然，这位客户认识“串支票”的人，答复称可以为杨斌套现，但需要收取1‰的手续费。孙洪海把这个好消息回复给杨斌，并将这位客户提供的账号通过手机转发给了杨斌。随后，杨斌在广东发展银行办理了电汇。

　　孙洪海当时在银行分行开会，他让杨斌将回钱私人账号以短信方式发给他，他再转发给做钱币生意的那位客户。在短时间内，杨斌成功串得现金400万元。事后得知，这笔钱是通过黄凯和另一被告人套现的。对于此事，孙洪海解释说，他知道银行不能办理“串支票”的业务，银行也不许可公款私存，但他并不清楚套现的行为是违法行为。

　　法庭庭审结束后，孙洪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帮客户的忙。他在银行业工作了25年，一直勤勤恳恳。作为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法庭上受审，对他个人名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起案件中，除孙洪海之外，还有来自华夏银行、交通银行、大连银行北京分行、民生银行的4名银行职员受审。像黄凯这样的大额客户长期在银行办理资金存取业务，银行职员自然会留意这些人，希望他们办理更多的业务。一来二去，双方就了解各自所需。其他客户有套现的要求时，银行职员就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联系黄凯这样的“庄主”帮忙套现。在串钱的过程中，银行职员虽未从中收取手续费，但各家银行都有存款业务考核指标，而客户套现后必然会经银行存取钱，银行职员便可从中完成考核任务。

　　在黄凯看来，“串支票”是双赢的交易，没有侵害他人的权益。而对于银行职员来讲，他们只是帮忙，为的是完成业务考核指标。在公众的潜意识里，往往认为这种行为并不触及刑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