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莲

　　9月5日～6日，国家发改委网站上披露包括25个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核准信息在内多个项目，初步估计这些项目投资规模将超过万亿元。而随着这些项目的批准，发改委也将为企业债发行“大开绿灯”。据悉，发改委已将今年企业债申报分为绿色通道、重点支持和正常审批三类。其中，绿色通道类项目将即报即审、简化程序、尽快发行。

　　市场预期8月经济数据将继续在低谷徘徊，此时项目与资金审批同时提速，政府放松政策刺激“稳增长”的信号越来越明确。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秋季预测发布会上，受访经济学家表示，尽管防止经济过快下滑的短期措施有必要，但是政策的调整更应当着眼于中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竞争力的形成。

　　《中国经营报》：外需持续放缓，多项经济刺激政策陆续出台，这些与2008年相似的情景是否表明经济形势也正在接近底部，甚至会比2008年更困难？经济企稳的预期如何？

　　张燕生：今年上半年外需并不比2008年四季度更差，而企业感受到的压力比当时更大不仅是外需萎缩所致，更重要的是成本大幅上升。

　　上半年GDP增速低于8%，引发了一些恐慌，但是看上半年的宏观数据：就业694万人，超过GDP增速10%时创造的就业；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都高于10%。这些迹象，我们怎么会解读出一个坏的形势呢？当前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宏观政策的着力点，究竟是要遏制总量减速还是应该巩固和推动结构优化？

　　如果继续推动现在束缚我们长期增长潜力发挥的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我个人估计，经济增速可能在未来的五年都会保持一个8%上下波动的水平。

　　杨瑞龙(微博)：经济下滑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外需下滑的同时，上一轮刺激性政策退出也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原来主导中国增长的传统要素——人口红利、高投资等要素在放缓，新的增长要素仍在培育当中，所以眼下正好也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的台阶式下降的节点上，叠加效应使得2011和2012年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2008年。

　　中国经济存在着一个“速度依赖症”，长期以来，高增长、低工资、高就业的发展模式中，一旦增长速度下降，社会问题马上出现。所以对当前下降，应该有足够的重视。

　　本轮经济下滑，大概外部因素占了60%，因而对经济反弹不可能寄予太高的希望，我们判断是三季度趋稳，第四季度反弹。2013年有希望维持8%的增长。但是维持这样一种速度，还是需要稳投资。如果没有相关的结构性调整、体制改革的话，眼下经历的这种起伏的周期性波动仍有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出现。

　　《中国经营报》：目前展开的各项经济刺激政策是否有必要？

　　刘树成：现在一些媒体把以前“4万亿元”投资当做一个贬义词，我并不认同。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移已经是一个共识。但是下移的过程是突变的过程还是渐进的过程一直有争议。在2012年到2017年之间，从10%以上的高增速进入8%~9%中高增速是一个台阶，从国家层面、财政收入层面、企业层面，都会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如果这个下降过程太急的话，恐怕会造成重要的社会问题。

　　维持中高增长率一个重点是城镇化。新世纪这十年，我们投资率的上升与城镇化率的上升这两条曲线的相关度94%。而城镇化率的提高实际证明是有利于提高投资的。由于城镇化不仅产生生产能力，也产生消费能力，这有利于中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转化为消费。

　　龚敏：我们对未来影响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变量欧元区经济以及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进行了重点分析，结果显示，由于下半年欧元区经济继续低迷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下行压力还会存在，今年可能全年中国GDP的增长只能实现7.7%，明年会进一步降到7.5%的水平。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政府再出台“两万亿”的扩张政策，今年GDP可以实现8.25%，增速可以提高0.24%，明年对GDP拉动作用会继续增强。同时，若“两万亿”的财政支出政策提出以后，今年CPI有可能比基本模型预测的2.9个百分点上升到超过3%，明年CPI有可能上升到4.29%的水平。

　　同时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 如果在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下，实施追加“两万亿元”的财政支出扩张计划，可以拉动GDP的增长，但是力度有限，但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包括带动的信贷和货币的扩张会大幅度地提升通货膨胀的风险，会恶化原有失衡的经济结构。

　　我们判断目前最低的经济增长率速度有可能是7.5%。中国经济增长缓中趋稳的态势正在确立。如果出台“两万亿元”的计划，GDP的拉动效应只有0.5％～0.6%，调控成本确实非常高昂。

　　《中国经营报》：如果着眼于中长期经济前景，稳增长的政策调整应着力于哪些方面？

　　张燕生：目前对中国来讲，最迫切的是实体经济的转型，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应该及时出台供给管理政策。我们在全球泡沫经济时期形成的基础产业的过剩产能大于杠杆化以后的实际需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难度远超过企业和地方部门自身的承受能力。要想保持7%以上的长期增速，要在供给端进行一个大调整才可能增长得更久。在这个方面，要切实采取大规模的减税，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不做温水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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