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寒 星

　　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叙利亚的战火和伦敦的奥运会时，一场静悄悄的经济改革或许正在东北亚隐秘进行。朝鲜的新领袖统治下的经济改革，有可能会改变未来整个东北亚的战略格局——有人希望它能终结世界上最后一个冷战前线，也可以说，它将有可能改变未来十年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

　　然而，就在日韩媒体根据朝鲜近期的动作纷纷进行关于“朝鲜改革”的猜测时，朝鲜官方却在7月29日郑重其事地予以“辟谣”，否认朝鲜有任何改革计划。

　　那么，朝鲜是在改革吗？他们有何以对“经济改革”的提法而讳莫如深？

　　朝鲜经改的传闻

　　从朝鲜传出经济改革的消息，早已不是第一次了。自从1998年修改宪法后，朝鲜在发展经济战略方面一直有所动作，铁板一块的“先军政治”多次都有松动的迹象。只不过，官方将之称为“经济调整”，而非“经济改革”。

　　最新一次对朝鲜经济改革的猜测源自于韩国研究员曹凤贤对今年第一季度的《劳动新闻》所进行的分析。他发现，在这份朝鲜劳动党的机关报上，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新闻总量多达506条，比去年全年的439条还要多，有的经济新闻甚至被放在头版大篇幅刊登。曹凤贤由此推断，这是朝鲜当局在为新一轮的经济改革造舆论。

　　这一推理的逻辑基础，是对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上的行为方式的总结。国家进行政策调整之前，在宣传机构上发“探测气球”，的确是一种惯常做法。不过，这一现象同样可以被解读为新一届朝鲜政府对经济问题的重视。

　　不久后，韩国媒体又报道了7名朝鲜女性在华西村学习酒店实务、朝鲜劳动党干部考察华西村，以及朝鲜6名经济学教授赴加拿大研修经济学课程的消息。与此同时，12万名朝鲜产业工人以“产业研修生”的身份来到中国赚取外汇的新闻也引发人们诸多联想。

　　而路透社这时也插了进来，以更加肯定的语气宣称：“在朝鲜和中国政府中均有消息人士表示，朝鲜正准备实施农业和经济改革”。在步骤上，金正恩已经在朝鲜劳动党设立一个“经济改革小组”，以从军方手中接过对经济的控制权。在方式上，将在农业改革方面学习中国“包产到户”的方式。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的解职也被媒体跟经济改革联系起来，据称他反对政府从军队手里接管经济。

　　朝鲜政府7月29日的严正声明试图打断一切相关的联想。

　　应该说，外界——特别是韩国，对于朝鲜的“变化”一直有某种强烈的期待，于是经年累月地寻找这方面的蛛丝马迹，有时却显得过于兴奋，总爱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解读所收集到的信息，有时候不免“解释过度”。

　　然而，具体到经济改革这个问题上，朝鲜近年来的诸多举动本身更有说服力，朝鲜官方则有通过否认改革维护其意识形态一贯性方面的需要。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自1998年修改宪法以来，朝鲜的经济改革尝试已经快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拼图。尽管其中曲折和反复不断，但是朝鲜劳动党追求经济变革的努力依然清晰可见。毫无疑问，朝鲜的经济改革会有自己的特色，但这些特色所依据的只能是它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原则。

　　朝鲜的动作

　　朝鲜可耕地约占国土面积的22%高于韩国的16%，人均可耕地约1.2亩，远高于韩国的0.6亩和台湾的0.4亩，人均森林面积是韩国的3倍，矿产资源为东北亚之冠，拥有这样经济潜力的朝鲜却食品严重短缺，经济陷入困境。这显然说明了朝鲜在经济管理和资源配置方面存在问题。据美林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如果朝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今后几年里，经济增长率可望高达10%-12%。

　　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形势，促使朝鲜劳动党寻求经济上的突破。1998年修宪之后，1999-2001年朝鲜进行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国营企业重组，以及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

　　在2002年，“特区”的设立成为朝鲜经济生活中的亮点，该年9月新义州被定为经济特区；10月金刚山被定为观光区；11月又开辟了城市工业园区。不过，这些努力因为后来的“杨斌事件”和朝韩关系紧张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2009年11月，朝鲜突然宣布货币改革，不久货币改革失败，经济面临崩溃，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因此而被处决。

　　2011年5月，已经被媒体怀疑身患重病的金正日在一年之内第三次访华，却没有先到北京，而是一头扎进长春、扬州和南京的高科技企业，随后才折回北京公开露面。此举仿佛那位微服到荷兰造船厂中学艺的沙皇彼得，只不过这个角色似乎更应该由金正恩来扮演。

　　但金正日的突然离世已经给这一轮的改革涂抹上了一轮古典色彩。新王登基，只待脚跟站稳，便要除旧布新。是有过留学经历的金正恩自己要烧三把火，还是他身边某个集团借助新王的力量以完成改革夙愿，外人绝难猜测。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根据朝鲜的处境对改革的情况加以分析。

　　在有相当军事实力的国家里，金正恩绝对是最年轻的国家元首，而朝鲜的特殊政治体制一方面赋予他“个人效忠”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潜藏着宫廷式权力斗争的不确定性。为了巩固统治，他必须首先将自己和祖父、父亲的权威联系到一起。但同样是为了延续统治的合法性，他也必须像他上台后多次承诺的那样切实提高朝鲜民众的生活水平。

　　自去年以来，“阿拉伯之春”所带来的警示赫然在目，一个又一个家族王朝土崩瓦解，显示了在“民主诉求”和“经济压力”面前，“个人效忠”的效力有限。如果不能迅速提升多数民众的生活质量，统治的合法性将难以为继。

　　在此朝鲜政府将陷入两难。如果需要继续维持民众的“个人效忠”，则需要继续保持信息垄断。而学习中国的“包产到户”也好，下放国有企业自主权也好，则会不断催生信息权利方面的需要。如果仅仅依靠国有企业，仅仅依赖国家来包办投资和对外交流，仅仅让国营商业网来垄断市场销售，朝鲜的经济活力将始终无法得到释放。

　　和中国改革的对比

　　朝鲜政府的改革，几乎是二战后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个集合体。

　　试图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进行某种增加经济主体自由度的改革，是原来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多数国家都尝试过的。前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实验过增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使用绩效激励机制等。这些方法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民族德国都用过。而“经济特区”和犹在猜测之中的“包产到户方案”，明显是参考了中国改革开放经历的结果。以至于有媒体称，朝鲜的新一轮改革是要“拷贝”中国的经验。

　　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朝鲜今天所面对的有不小的区别。

　　在国内，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单一家族垄断最高权力的问题。并且是有一位深负众望的权威人物开启改革进程，领导人的地位相对稳固。在国际上，中国通过和美国的握手极大地改善自己的外部环境。同时世界经济也正处在一个长波的上升周期之中，70年代石油危机的阴影正在散去，90年代由计算机技术带来的高速增长接踵而至。

　　而在今天的朝鲜，新领袖的权威不足很可能是“解放思想”方面的最大障碍。金正恩自上台以来，还没有提出意识形态方面大的创建，这显现出他对先人政治遗产的高度依赖。国内经济方面的积贫积弱，比70年代末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对外关系方面，除了中国几乎无所依靠，由此在投资方面愈加陷入困境。而世界经济偏偏在此时遭遇到了新一轮的衰退周期，世界经济引擎先后熄火，硕果仅存的中国也在逐步放缓前进的步伐。

　　尽管面临更大困难，但朝鲜作为一个远小于中国经济体在经济转型上会天然地拥有更大的灵活性，终究是“船小好掉头”。金正日执政末期所透露出的改革意愿，金正恩政府在近期所展现出的改革气氛，都会给朝鲜的邻居们以更多的期待。

　　据朝鲜研究专家三村光弘观察，他2004年在平壤统一大道自由市场里，售货员都有些胆小和害羞，不敢与顾客对视。但2006—2007年以后，她们变得和中国的售货员一样，可以非常大方地推销自己的商品了。

　　或许，这样的变化将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朝鲜的经济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