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鹏;肖夏

　　7月31日凌晨结束的体操男子团体比赛，每个团体共有5名可上场队员，6个单项各派3人出场，将3人成绩累计为总分。每一次出场的得分，分为按难度设定的分值和按完成情况判定的分值。在这样的取舍之间，各国主教练就像那些面临到期兑付的操盘手，需要针对各种风险因素配置资产组合。

　　赛前各种分析都说，中国与日本实力伯仲之间，主教练各面对了一宗风险资产的处置。中国在赛前两天替换了一名受伤主力队员；日本则在比赛的最后一项前折损了原定出场者，临时替换他的选手从鞍马上跌落。最终中国队卫冕这项体操项目里分量最重的冠军。

　　人们喜爱团体性质的比赛，某种程度上，就像人们喜欢研究套期保利。但对于一项长期的资产安排（奥运会四年一届）而言，时间和类目上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既需短期取舍恰当顺势，又有赖于背后长期制度安排。由于风险状况不同，很难讲中日两位总教练在短临应对上谁做得更好，但两国体操界针对奥运夺金的长期“投资方案”，则显然存在一定的区别。

　　2009年国际体联将团体比赛可上场队员由6人缩减到5人，中国在2009年伦敦世锦赛上战胜日本的分差是1.228分；相比一年前北京奥运会的7.25分，给人以巨大的紧迫感。一些分析认为全能型运动员更适合随时可能出现的替换。而自全能冠军杨威和队友黄旭北京奥运后退役以来，中国男子体操再没有出现一名全能选手。黄旭说，他们那一代运动员都在练习全能，而陈一冰、邹凯等则主要练习单项。但中国在除跳马外的5个项目中，仍各有一、二名可能夺牌的好手。

　　而日本基本以全能型选手为选拔导向。从2009年开始，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冠军一直是日本选手内村航平，他基本内定参加奥运。其他日本选手要想参加奥运会，须先参加两轮国内选拔赛，分别是奥运年4月的日本体操竞技选手大会和5月的NHK杯。这两项比赛都以全能赛事形式举行。奥运女子代表队直接取全能前5名；男子选手除全能第一名外，取前11名当中单项成绩最好的选手。根据内村航平的强弱项特点，最终锁定的是两名自由操和单杠得分最高的选手，和其他项中任一单项最高的选手。因此，当7月31日日本临场折将时，顶替出战鞍马的选手，所面对的也并非他个人的强项。

　　事实上，对个人明星而言最重要的全能比赛，中国的杨威是上届冠军，但本届中国选手则不被看好。这可以理解为复杂的资产权属关系往往带来多目标性的风险。虽然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是体育政策的决定者，但中国的队员在人事关系上属于地方体育局，而这些地方机构面对的考核一般以运动员获得的金牌奖牌数量为准。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当时说，在北京奥运周期，许多地方队顾眼前高单项，向国家队输送的人才单项突出，但缺乏全能能力。国际体操难度不封顶的情况下，练习单项见效也比较快。

　　日本本次名单上的8位运动员（2人替补）中，有6人来自KONAMI株式会社的俱乐部，俱乐部基本以市场化运作其明星和体育设施资产，运动员从俱乐部和赛事奖金中获得收入。当然，体操并非绝对的大众体育项目，研究者去年就预测到，中国的安排仍然会带来成功。对两个都制定了国家主义式体育促进法律的东方国家来说，鉴于竞技体育于经济社会的振奋作用，每一个夺金点都面临谨慎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