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明代中叶商品经济发展，由于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货币流通有了较为明显的作用。这种趋势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至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

　　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载：“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唯汉口耳。”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清朝初年出现了票号。作为清代重要的信用机构，票号早期以承担汇兑业务为主，而到清初许多票号又增加了存款服务，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着类似近代银行的功能。

　　早期经营票号的全是山西商人，称“西帮”。大票号有“南通北达，二盛二协”之称，例如日升通、日升达、百川盛、万源盛等。票号与同时期的银号（钱庄的别称）区别在于银号提供贷款服务，票号提供存款服务。

　　日升昌票号逸事：汇业经营，不欺童叟

　　清末时期，平遥城内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有一天持一数额为12000两的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票，到日升昌总号提取银两。时任柜头的一看签发时间在同治七年（1868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掌柜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即如数兑付了现银。

　　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余，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 一天，这位早已沦为乞丐的老妇在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从衣角摸到一张日升昌汇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日升昌兑取现银。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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