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邹卫国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话题依然热络，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提出“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之后，褒之者众，贬之者亦众。

　　温故而知新，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亦如此。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国有企业改革史，30多年来，几乎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会有专门的篇幅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阐述。所以，如果不了解中国30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如果以十年为界，则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可以称为是为了解决物质短缺的应急措施，主基调在于激励民众生产积极性，而实施的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等；上世纪90年代，则可以认为是解决国有企业的生存困局，而展开的一系列调整——当时国有企业的经营日益疲弱，甚至全面亏损；这个世纪的10年多来，则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之后，民营资本和外资大规模扩张，主基调似乎是调整国有经济与这些经济主体之间的矛盾。

　　无论是国有企业资产布局还是将资源向优势领域集中，抑或是在国有企业中引入其他经济成分，都是在试图调整这个关系。

　　这个主题，亦是当下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线索。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大家对“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如此敏感。

　　对于民营、外资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是国有资本的经营效率要低于其他经济成分。即使是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也承认，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管理水平与国际先进企业还有不小差距。历史也证明，中国曾经的纯国有经济甚至不能解决温饱问题。

　　当然时移世易，当下国有经济的丰厚利润，说明了另外的一个侧面，特别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获得了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之后，我们需要对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有一个新的理解。

　　在中国，行政在经济运行中扮演关键角色。一方面，各个部门大都拥有对企业的管理和制约权力；另一方面，他们都有冲动扩大自己对企业的制约权力，这些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相互争权。

　　在这样的经济特色中，权力拥有的层次越高，对行政机构的协调能力则更大，则会拥有更多的运营自由度。中央企业的领导人，很多都是政治家，而非企业家，显然，国有企业拥有这样的资源差异具备非常重大的价值。2008年开始的四万亿投资项目，大部分都是“铁公基”项目就是一个明证，这些资源大部分流入了国有企业主导配置的领域。

　　可以发现，这样的背景之下，几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迁。以前，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关系，特别在国有经济全面布局时代的竞争领域，民营和外资经济越发展，国有经济就越萎缩。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之后，国有资本集中于垄断行业，则形成了一个新的循环：行政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通过行业垄断和政治优势，拿到了更多的利益。他们以这些资源为基础扩张到竞争行业，又展开与民营经济的竞争。

　　对于部分民企而言，他们实际是附着于这些产业链较长的国有企业生存；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整体上又呈现出一个对中国经济的寄生关系：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低下，有估计说投资成本要高2-3成，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行业垄断和政治优势攫取经济利益。

　　这样的循环是低效率的，当其他经济成分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的时候，就会出现大家热议的“国进民退”，这会是一个恶性循环。

　　宏观上看，民营经济整体越萎缩，整体经济的效率就越低下，可供分配的资源就越稀少，国有经济也会因此受损，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整体经济的崩盘。

　　但是，针对特定领域的特定国有企业，这既是一个运营和公司治理问题，有时又是一个核心的竞争优势问题。根本上，“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