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李晓丹/文 一方面是税收减税，另一方面是非税收入增加，这些增加的非税收入从何而来？一方面是经济下滑，另一方面是企业成本上升，这些增加的非税收入中有多少是从企业而来？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从财政部和地方政府披露的数据中是找不到答案的，目前看到最多的是各省市关于如何加快非税收入管理的办法和管理意见。这种“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是财政改革和地方政府开源节流的典型做法，现在再次出现，让人思考之处颇多。

　　我们可以重温下这种场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采用的就是中间扩散性的改革办法，也就是让地方政府发挥主动性，利用本地优势启动和推动改革。当时的背景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资金来源，想了不少办法，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出卖土地，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曾经让很多地方经济大幅攀升，房地产行业迅速膨胀，“招拍挂”的土地出让方式成为当时各地政府竞相学习的样板。

　　时至今日，多数地方政府仍然无法摆脱靠土地出让金过日子的做法，其负效应已经日益显现——“寅吃卯粮”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夹带着地方政府不由自主地恶性循环下去。当前税改也把解决“地方财政依靠土地出让金过日子” 的模式作为主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少了土地出让这一大进项来源，势必要寻找其他资金做弥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年一季度全国非税收入4118亿元，其中，地方非税收入3472亿元，同比增加1158亿元，增长50.1%。个别地方非税收入同比增幅超100%。

　　国家明确指出，非税收入属于财政资金范畴，也就是说，这种收入可以归相关政府管理和支配。而且，非税收入的来源也相当广泛，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彩票公益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

　　所以，在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双回落的情况下，启动非税收入来“开源”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的首选。以天津为例，今年一季度非税收入130亿元，同比增加68.9亿元，增长112.6%，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加额的72.2%；其中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42 .1亿元，行政性收费40 .7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4 .9亿元。

　　从天津的非税收入来源可以看出，行政性收费占比接近三分之一，这与国家一再强调的清理行政性收费的政策显然不符。其中变化最明显的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的增加很明显，或许可以做以下推论，国有企业可以用经营资本作为抵扣，那么对于众多的民营企业来说，是不是就只能以变相的收费来收取，届时又是一场杀鸡取卵式的增收，其结果可能比出卖土地出让金更为严重。而且由于收费往往都是隐形的，这种隐形成本的增加让企业成了吃黄连的哑巴。

　　从这次非税收入的来源结构可以看出，不仅对企业影响倾向于负面，其监管和使用上漏洞更多，直接影响了财政资金的再分配效果。行政性收费的强制性导致企业利润减少，进而导致职工工资难以提高，直接影响了居民收入。同时，非税收入在使用上缺少监管和相关法律监督，财政收入的分配会受到寻租影响，这也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和腐败现象的增多。这也与当初财政分灶吃饭的初衷相背离，无疑也会增加税改的难度。

　　在过去改革的实验阶段，地方政府“先上车，后买票”得到了中央的默许，其初衷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和活力，可以看作是改革深入的成本。现在，到了改革的深入和攻坚阶段，当初被默许的做法不能成为影响改革进度的障碍。如果说中国经济面临调结构的关键时点，那么现在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也到了关键时刻，对于地方政府一些长期依赖的“财源”进行纠正或许会成为当前改革的新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