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林

　　韩国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

　　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对价格的影响

　　韩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力工资出现了快速上涨，直到80年代以后才有所降低。与此同时，ＣＰＩ和食品价格也不甘落后，其中ＣＰＩ由3．2％上升到28．7％，食品价格由2．7％上升到26．6％。

　　（一）1970～1980年间韩国劳动力成本变动情况

　　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韩国的工资快速上涨，但波动较大。到了70年代，工资增速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直到80年代以后才有所降低。从具体数字来看，1960年，工资实际下降了0．7％，但1969年，工资增速快速提高到34．2％，达到60年代的最高值。在上世纪70年代，韩国多个年份的工资增速接近或达到35％，工资增速年均25．2％，高于60年代7．5个百分点，高于80年代10．9个百分点。可以说，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工资快速上涨的时期。

　　与日本相似，工资增速的居高不下必然会推动产品成本的增加，尤其在农业部门和非贸易部门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1970～1980年间韩国食品价格变动情况

　　韩国在经过刘易斯拐点时，物价总水平和食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相对工业品的价格涨幅，食品价格上涨得更快，且持续接近10年，食品价格的走高对推动ＣＰＩ的攀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韩国从1974年到1982年的近十年时间里，ＣＰＩ和ＰＰＩ的物价裂口一直存在。

　　从图2中可以看到，韩国ＣＰＩ从1973年的3．2％提高到1980年的28．7％。，同一时期，食品价格也居高不下，由2．7％上升到26．6％。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间，有13个年份的食品价格上涨比ＣＰＩ上涨快，主要集中在70－80年代，食品价格上涨成为这一时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的重要推手。

　　日韩两国适应和应对劳动力

　　成本上升的主要政策

　　为适应劳动力成本上升，日韩两国均采取诸如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发展教育和重视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采取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治理通货膨胀、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措施加以应对。

　　日本、韩国在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以后，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适应和应对劳动力成本的持续较快上升。

　　第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伴随着劳动力的短缺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日本和韩国都经历了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用更多的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浪潮，用了十多年时间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从最初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品，到中期资本密集型重化工、重工业，再到后来技术创新的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和交通设备。从日本的制造业结构变化来看，在1960年之前，食品饮料、纺织品等在日本制造业中比重较高，在1960到1965年前后，金属、化学、石化等重化工产品占比明显提高。1980年之后，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高。韩国的制造业结构变化与日本类似，同样是食品饮料、纺织品等比重下降，而石化、金属及其制品、机械、电子设备、交通设备成为其重要产业。同时，伴随着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日元和韩元也出现持续升值的过程。

　　第二，发展教育和重视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快人力资本形成。面对劳动力不足，且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日本和韩国都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努力提高产业劳动力素质，加快人力资本形成，以劳动力的质量上升来抵消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冲击。同时，十分重视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努力把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先进的工业纳入到自己的规划中来，并十分注意在这一过程中对人才的培养。为了防止熟练工人跳槽，日本企业逐渐采用年功序列制，并开始推行职业训练基本计划，加强对产业技术工人的职业培训。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制定了“教育立国，科技兴邦”的发展战略，推行“巩固初等义务教育、普及中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注重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同时，国家在教育财政上适当倾斜，并在1971年公布了《地方教育财政交付金法》，以保障地方教育财政的稳定。在企业方面，韩国积极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采取了诸如较少企业税负，设计技术创新方面的课税扣除等措施。

　　第三，采取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治理通货膨胀。面对物价持续上涨的局面，日本一方面注意保障供给，缓解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在宏观调控政策上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减少货币供给的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财税政策方面，日本一方面实行减税政策，国民尤其是企业的税负较轻，并采取有关法律对特定物资进行价格限制。1955到1970年，国税负担率从18．1％仅增加到18．9％；另一方面，控制财政支出规模，这一时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7．2倍，财政支出仅增加了5．3倍，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从24．5％降到18．8％，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低的。韩国在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改革等措施的辅助下，注意调节货币供应量来稳定物价，特别注意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超经济发行，韩国的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由1972－1976年的34％下降到1977－1981年的21％。同时，压缩政府的财政支出，提高银行利率，并控制工资的上升幅度。

　　第四，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日本在1960年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以后的10年消费率停止下降转而大幅上升，实现了“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茨转折点”的相交。虽然后一转折略微滞后一点，但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得到明显改善，日本进入到依靠大量普通群众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而韩国在1970年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以后的10年消费率还在下降，又经过了七八年实践才改变了这种状况。造成日本和韩国出现这个差别的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市场制度。日本自50年代就开始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平台，即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也就是说代表工人的工会，代表政府的官员，还有代表企业的各种商会，集体协商工资，通过谈判确定工资应该涨多少，如何实现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共享。这种谈判平台避免了在工厂和街头的激烈冲突。而在韩国，在1970年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以后，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政府还是压制工会的作用，没有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罢工抗议运动，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有效的工资协调制度平台，工人工资逐步提高，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才逐步得到调整。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