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夏

　　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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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底，中水电集团公司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一个公路项目工地遭遇反政府武装袭击，29名工人被劫持。消息传回国内，官方迅速开始组织海外营救，民间舆论则开始质疑：“为何不出动驻苏丹的中国维和部队解救被劫持的中国工友？”

　　激愤的公众情绪通过网络远渡重洋，传染给了驻苏丹的中国维和部队士兵。据中国军方媒体报道，“中国驻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大队的官兵同样愤怒不已，纷纷请战，并有官兵以此为由拒绝执行维和任务。”最终，军人的情绪还是服从于中国军队“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优良传统。

　　中国力量投射能力，一时间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究竟中国目前的实力能有效满足需求吗？

　　“中国式”实践

　　什么才是“力量投射”呢？对此，美国国防部的《军事术语词典》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是一国应用全部或部分国家实力——政治、经济、信息或军事力量，迅速有效地向远离本土的地区部署、使用并维持军事力量，用以对危机作出反应、威慑和维护区域稳定的能力。

　　事实上按以上定义，中国从未停止对苏丹以及中国利益攸关地区进行力量投射。以苏丹为例，中国的政治经济触角从未停止过对其影响。2006年9月底，由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安全形势日益恶化，联合国(微博)安理会做出1706号决议，决定向该地区派遣超过2万名维持和平部队。

　　对于联合国的决议，中国在“主权致上”的利益考虑下（主要为了避免别国借其他事务干涉中国，尤其在台海问题上），提出了一项有利于苏丹当局的附加限制性条款，那就是联合国派遣维和行动必须先征得当事国的同意。这无疑是中国通过自身的政治力量输出，给了苏丹当局婉拒安理会决议的机会。

　　最终，由于达尔富尔局势持续紧张，苏丹当局驱逐了联合国机构和人员，而中国进一步赋予苏丹拒绝外界干涉的权力，并威胁动用安理会否决权。

　　这些举措无疑是最有效的政治力量的投射，而这背后是为了保护中国在苏丹巨大的能源利益。当时，苏丹已经成为中国在非洲大陆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中国每年采购苏丹石油的费用，占苏丹出口总收入的40%。

　　除了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外，中国也在积极谋求军事力量的投射。在2007年4月，中国推动与苏丹的军事合作，并在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对苏丹当局日益高涨的遣责声中积极与苏丹政府斡旋，敦促其接受联合国向达尔富尔派遣维和力量。此后，在联合国框架下，中国也实施了对苏丹的军事力量的投射——一个人数为300人左右的工程大队进驻苏丹执行维和任务。

　　中国之所以选择在联合国的框架下，除了能实践对多边国际秩序的支持和建构、反击美国的单边主义，并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外，而且可以让军事部署名正言顺。

　　事实上，中国广泛积极地参与了很多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任务，而且大部分是国内七大军区选拔轮流外派参与的后勤类任务。在和其他国家军队的接触过程中，可以零距离借鉴外军在医疗、后勤和工程支援等方面经验，进而使缺少海外部署经验的中国军队在行动条令、规则等大量技术性细节得到完善。

　　在此过程中，中国军队获得了海外部署最关键的能力——后勤保障，这将使得中国海外军事部署能力大幅提升。

　　不断膨胀的“后继成本”

　　“中国模式”下的力量投射，尽管很多行动受限于国际法，但却规避了不断增长的“后继成本”。

　　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力量投射确实主要指海上能力。曾经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海上强权和现在的全球霸权——美国，都耗费巨大的资源和精力来建立了一支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远超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强大海军，并获得了在他们各自时代无与伦比的力量投射能力。

　　这一强权轮替的“真理”，被一个叫阿尔弗雷德·塞·马汉的美国海军军官归纳终结成为一套理论，那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海权论》（事实上，马汉也兼收并蓄了克劳塞维茨和其他军事思想家成果）。

　　在马汉的时代，海上航线、贸易通道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能否积聚财富和力量的关键钥匙，所以经济发展、海军建设、国际交往都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在这个认知基础上，能否建立并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成为了各海军国家所热衷，并且乐于广泛进行的力量投射。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国际贸易的爆炸性增长，海上通道和航线承载着全球贸易物流的比例越来越大，海上通道越来越成为一国兴衰的生命线。马汉的真理看上去似乎依然适用，但后继成本却不断提升。

　　经济高度全球化的结果除了使我们更加依赖海运航线外，也更加深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依存度，以及交流成本越来越低廉之后所带来的信息化革命，这二者又深刻地改变着国际关系准则。

　　逐渐加强的依存度催生出了约束力越来越强的国际秩序（国际法和国际准则），这使得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肆无忌惮地去使用武力，即便是美国在使用武力之前，也要权衡全球经济变化对其国内经济的影响程度，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迟疑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高度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即便一个国家使用了武力，无疑也将被置于全球各国的观察和监督之下。例如美国关塔纳摩虐囚事件、阿富汗德国士兵侮辱尸骨事件等丑闻，也正是得益于信息流的自由和有效传播，才得以被披露，近而促使国际社会对其产生巨大压力。

　　在这一国际新环境下，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投射变得越来越透明和公开，由此产生的不可预知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果中国真因苏丹人质事件，派出军队营救工人，无疑于和苏丹反政府力量彻底走向敌对。这必然使得日后中国在苏丹的中资企业必定遭受更加频繁的攻击和报复。面对恶化的安全形势，在苏丹政府也无力保护的现实下，最初出于解救目的的军事行动，似乎有升级的可能——中国需要继续向苏丹派遣常驻军队来保护本国企业，进而形成事实上的海外军事基地。

　　尽管看似有利，但此举使得局面更加复杂，中国将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因为军事基地带有明显的军事扩张色彩，必然将促使美国调整其非洲战略以遏制中国的膨胀，更要命的是，中国向来珍视的“主权致上”的利益，也将被削弱。中国将用什么道义阻止美国向台湾派驻军队这样同样损及他国主权的行为呢？

　　力量投射的后继成本越来越高昂的时下，单纯追求海军数量和质量优势的马汉理论，难以应对新的发展趋势。在这个时代，“运用枪炮的技巧”似乎要比“枪炮本身的威力”更加重要。

　　“信息化软肋”

　　对于中国而言，日后越来越多需要关注的是那些局势动荡，但却和中国存在密切利益联系的国家，诸如苏丹这样的非洲国家、中东国家和中亚国家。

　　事实上，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软肋，因为中国经济现阶段依然处在资源密集型阶段，竞争力相对较弱的中国无力通过市场、通过竞争来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只能通过国家力量的投射专注于那些局势动荡，且被国际市场边缘化的国家。

　　这无疑需要中国具备更强的力量投射能力，以获得应对危机和威慑潜在威胁的能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需求，人们有必要担忧中国目前的投射能力是否能满足实际需求？

　　对于此问题，西方学者已经诸多质疑，并且将其称为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英雄，浑身刀枪不入，但只有脚底板是唯一弱点。在此映射中国缺乏力量投射能力）。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西方学者只将目光放在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之上，尤其是力量相对淡薄的中国海军身上。缺乏远洋作战能力，成为力量投射的软肋所在。

　　在笔者看来，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如前文所述的那样，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运用枪炮的技巧”比“枪炮本身的威力”更加重要，如何占有信息和情报，并加以高效利用成为了使现有军事力量瞬间倍增的有效手段。

　　对于中国而言，相比落后的武器装备而言，尽快提升软件实力提升军队处理信息和情报的能力显得更加紧迫。假如，如果中国能提前掌控或预测苏丹反政府武装的行动信息，并向中方公司预警，或许就不会发生中国工人被劫持的事件。即便不能提前掌控，如果事后能准确获知敌对武装力量的部署和武器配置，那么原本需要一个集团军才能解决的问题，或许一个特种作战小队就能解决。

　　最后，无论中国拥有怎样的海外力量投射能力，中国是否拥有使用的意愿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如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过的那样：“你们总在谈论美国的超级军事能力，但如果不去运用这种能力，那么我们的谈论又有什么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必须考虑的是，是否有稳定的内部政治环境，能接受力量投射所产生出的不确定性外部风险。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