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打假扫赌审判暴露举国体制病根
亦官亦民的双重身份是中国足协的一个缩影。它以群众组织的形式组织联赛事务，但核心却是足管中心掌握的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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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贺信郑道）始于1994年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是中国体育尝试摆脱举国体制的标志性事件。但12月19日在铁岭开庭的张建强案却显示出行政权力从未真正退出以商业化运作为方向的足球联赛。
据检方指控，张建强在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综合部担任副主任期间，利用主管裁判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联赛俱乐部贿赂款共计238万元，为俱乐部在裁判选派和执法过程中获得关照提供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足管中心工作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事实上，张建强还曾有另外一个身份，即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后者在名义上只是作为社团组织的足协的一个职位。
换句话说，张建强亦官亦民。检方的检控，重点强调了他前一个身份。而庭审过程显示，张的辩护人则强调了后一个身份，力争为他的当事人洗脱受贿罪名。
刑法为公职人员受贿行为设置了最高刑为死刑的刑罚，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的处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控辩双方各有所指，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某种意义上，张建强的双重身份是中国足协的一个缩影。它以群众组织的形式组织联赛事务，但核心却是足管中心掌握的行政权力。
行政权力在市场上干预资源配置，几乎是中国任何一个领域摆脱不掉的阴影，中国足球也不例外。以张建强曾经主管的裁判工作为例，业内人士介绍说，足协对裁判的管理具有强烈行政色彩。
一方面，裁判领域有独特的考试和培训制度，而裁判资格申报和晋级的话事权就掌握在足协手中。另一方面，在裁判名单由抽签决定之前，足协负责安排裁判员执法场次。由此次足坛扫赌曝光的潜规则显示，主场球队不仅负责裁判食宿，还会根据关系远近、场次重要性及俱乐部经济实力送给裁判数额不等的红包。
这意味着裁判的职称评定、收入多寡等，都掌握在足协手中。
足协的行政性质赋予足协官员巨大的能量。在张建强庭审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又曝光了前国家队领队蔚少辉涉嫌受贿行为。
尉在2006年出任国家队领队，先后经历朱广沪，福拉多，杜伊，殷铁生组成的临时教练组及高洪波组建的国家队。
报道称，2009年蔚少辉到长春参加长春亚泰队杜震宇的婚礼。球员闫峰利用这一机会送给蔚少辉内含10万元人民币的储蓄卡。相关证词还显示，蔚不止收过闫的钱，还收过其他队员的财物，并利用领队身份在商业比赛中收受钱款。
领队权力巨大可谓中国体育特色。业内人士介绍说，与国外俱乐部球员选拔和球员上场名单由教练全权安排不同，中国体育队的领队不仅掌握这部分教练员的权力，还掌握着教练员选拔的权力。
领队的权力又和中国球队的双重身份有关。球队在联赛时以俱乐部队形式出现，在全运会、城运会期间，则以城市或省代表队身份出现。业内人士表示：和地方体育局、足管中心关系不够铁的人，是不可能出任领队职务的，“可以说，领队掌握了球队的人事权，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教练好换，领队难移”。
同一天央视的报道显示：无论是杨一民、南勇还是谢亚龙，这三位昔日的足协副主席，被俱乐部收买的，都是其作为行政官员的权力。
杨一民曾任足管中心技术部主任。在以行政命令推行强制体测的年代，江苏舜天俱乐部总经理潘送给给杨1万元，希望能放球员一马。
在1999年沈阳海狮客场对阵吉林敖东之前，面临降级危险的沈阳队找到南勇，提出介绍球队和对手提前见个面。南勇没有直接联系吉林敖东，却把电话打到延边州分管领导那里。这种行为听起来有点官员和官员对口接洽的意思。事后南勇收到20万元。
谢亚龙在2006年对山东鲁能队的关照，是以“维稳”借口提出来的。当时山东鲁能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当地体育局领导给南勇打电话，说希望裁判能够公平公正执法以保球场安全。谢亚龙随后叮嘱南勇，南勇说他会安排好的。谢亚龙事后收到20万。
业内人士表示，地方队和地方体育局对足协领导的敬畏有多种原因。常常被提到的是，球队是城市的名片，涉及招商引资等，兹事体大。其他原因还包括，俱乐部队又是省市参加全运会或者城运会的代表队，全运会和城运会成绩关系到地方分管领导的政绩。“在很多人看来，足协就是足管中心，足协领导就是足管中心官员，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位业内人士说。
这是中国足球圈心照不宣的事情。谢亚龙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感叹，“我有这份权力，人家想跟我搞好关系”。另一位落马裁判黄俊杰也看得很清楚，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日本和韩国，人家有职业联盟，职业联盟和足协不搭界的。我们这里，足管中心，足协，中超公司，全部是一批人掌控的。所以说这上面漏洞很大”。
足坛从上到下都知道市场化不够彻底正是问题症结所在，以行政权力主导为标志的举国体制从未离开过中国足球。而今黑幕揭开，球迷们完全有资格感慨，足球职业化徒有其名，“他们其实不懂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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