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王专栏之 晁错之败：公司组织变革的激进者和替罪羊1(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晁错力主的削藩是西汉公司早期最引人注目的组织变革，晁错就是这起变革的操盘手。(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场公司组织变革最终取得了彻底胜利，但晁错却在胜利前夕被腰斩。

　　晁错之败，其一在于其在组织变革中的激进、不留退路、举措过于强硬；其二在于同僚的背后一刀，以及年轻老板在关键时刻的不坚定和背叛，令其成为了替罪羊和牺牲品。

　　晁错是西汉最为出名的改革家，巅峰时期曾担任御史大夫一职(相当于副丞相，纠察百官)，是当朝皇帝汉景帝刘启最倚重的大臣。他和汉景帝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汉景帝还是太子时，晁错就已入驻东宫，先后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等职。作为太子的老师，他常为太子讲述治国之道，他的政治主张对年轻的太子影响深远。晁错也因超凡的见识和辩才深受太子器重，被视为东宫智囊。之后，刘启登基，晁错进一步得到重用，成为汉景帝的左右手，两人关系极为密切。

　　可转眼风云突变，三年不到，被皇帝视为心腹、股肱的晁错却被下令腰斩于东市，而下达指令的人正是汉景帝。在此之前，晁错和汉景帝之间还处于君臣的蜜月期。

　　晁错之所以被杀，源自于他和汉景帝力主推行的削藩政策。在晁错提出削藩政策后，刘启本是满腔热情支持———当时同姓藩国占据汉王朝的半壁江山，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削藩政策强力推行之时，汉景帝又为何半途铩羽，对晁错痛下杀手呢？(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削藩的组织变革异常复杂。这是王朝公司整个架构的大调整，牵涉到多方利益，中央与地方激烈博弈；而从所牵涉的人员来看，各地藩王和皇帝之间又是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这当然比纯粹的架构调整更为复杂微妙。国事和家事一旦相互纠缠，驾驭这一组织变革的操盘手自然面临极大的风险。而晁错却竭力提倡，全身投入，不留退路，这已经为他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与老板的蜜月期

　　作为王朝公司体制最执着的改革者，晁错并非纸上谈兵之徒。其在儒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年轻时就被朝廷派去学习失传已久的《尚书》。他同时也精通法家学说，曾深好名刑之学，是申不害、商鞅的信徒。借助精通儒法两种学说，晁错很早就在朝中崭露头角。针对汉朝时局，晁错有很多应对措施，多次上书汉文帝，接连写了《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这些策论颇有远见卓识，操作性很强，晁错也因此深受汉文帝的赏识。

　　但在文帝一朝，晁错虽“书数十上”，都被汉文帝搁置不议，并没有获得实践政治主张的机会。汉文帝并非特意压制、雪藏他，而是给予了晁错更长远的任务———辅佐太子刘启。

　　入东宫后，晁错依靠出色的口才和渊博的才识，获得了太子的信任和尊敬，一跃成为太子党的核心班底。二十岁左右的太子为晁错折服，言听计从，全盘接受了他的治国主张。(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太子接班后，晁错也顺势进入朝廷中枢，担任内史，极受年轻皇帝器重，宠信程度远超三公九卿。此时的晁错青云直上，红得发紫，从他和当朝丞相申屠嘉相争一事便可见一斑。

　　晁错担任内史时，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原本大门朝东开，进进出出极为麻烦，结果他索性将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拆毁，重新凿通了一个南门。这莽撞之举被丞相申屠嘉知道了，后者本就对晁错的受宠极为不满，一直在寻找良机整治晁错。毁坏太上庙是不赦之罪，作为掌管百官的申屠嘉本有权立即将晁错处死。

　　可鉴于晁错是皇帝跟前红人，申屠嘉谨慎了些，罗织好罪状后才进宫面圣。可汉景帝却表示早知此事，极力替晁错开脱，说晁错毁掉的只是空地上的外墙，对太上庙并无大碍，轻描淡写就将事情掩盖了过去。原来，晁错听闻申屠嘉要进宫告发自己，就抢先一步将此事告知皇帝。此事可大可小，汉景帝要倚靠晁错改革，自然偏袒于他。在与晁错的争斗中败阵，申屠嘉羞愤难当，不久发病而死。此后，晁错的煊赫更是无人能及。

　　而后不久，晁错又升任御史大夫，入列三公，成为朝廷重臣，被汉景帝寄予厚望、授予大权，对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晁错的辉煌却是昙花一现，汉景帝登基才三年(实际时间加起来仅20个月)，晁错就被下令腰斩。造成晁错之死的，正是关系到西汉公司未来生死的大难题———藩国问题。而这难题，早已沉疴多年，不仅在刘邦时代就已埋下，且在更早的周秦时期也是让帝王头疼不已。

　　巨型公司的大难题：直营和连锁

　　中华历代王朝公司，由于统治区域辽阔，各地域族群构成复杂，中央统治者对偏远地区常常鞭长莫及，所以在架构上常面临艰难选择。但无论如何调整，基本上都是在封建制(近于加盟商性质)和郡县制(近于直营店性质)之间轮转。封建制是由王朝总部册封同姓或异姓大员，赐予他们一块土地，赋予一定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镇守一方。被册封的封国非常独立，类似于公司中的独立加盟店。而被封的诸侯王相当于独立的加盟商，虽在某些方面依然要依赖于母公司(诸如新任诸侯加冕时需得到天子册封和认可)，但基本上都由自己做主，土地和行政权力亦可由嫡长子继承。

　　而郡县制则是由朝廷直接委派官员管理一片区域，土地、财政收入都完全归朝廷所有，派出官员行使的只是代理的权力，随时可被朝廷收回，且所有权力都不能世袭继承，职位近似于母公司的直营店长，得完全对总部负责，接受总部的任命和监督，几乎没有独立性可言。

　　自西周开始，历代王朝公司便在直营和加盟这两种架构体制中荡秋千。西周立国之初，由于地广人稀，朝廷的势力很难直接控制到每个末端，只能实行封建制，利用军事殖民的方式，派出同姓诸侯或异姓功臣统治一块封地，作为王朝的拱卫。西周大大小小的封国先后有几十个，到后期裂变得更多。这些诸侯国虽都承认天子为宗主，但都高度自治，自我继承。

　　这种连锁加盟的方式，保证了周公司覆盖到最大的市场份额。但时日一长，问题就出来了：各诸侯国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独立。到春秋战国时，强大的诸侯已能凌驾于周天子之上。到最后时刻，大周公司的加盟店蜕变成了独立公司，周公司也由此彻底分裂，土崩瓦解。

　　秦一统六国后，看到周朝的短处，生怕封国变大威胁到中央朝廷，经李斯等人力争，确定实行了郡县制，派出官员，对全国各地实行直管———不封寸土给宗室。但当时的郡县制并不成熟，加上统治区域过大，秦又是仓促统一六国，兼并整合之事也并未落实，在六国后人风起云涌的抗争中，郡县制在控制全局上苍白无力了很多。最终，没有得力的宗室力量制衡地方反抗势力，秦公司陷入崩溃，且比周朝短命得多。

　　秦的过于短命，自然给汉的创建者带来震撼，会更多顾虑到郡县制的弊端。

　　沉疴三代的汉公司架构危机

　　汉王朝公司首任董事长刘邦在立国后，吸取了周和秦双方的教训，分封诸侯王镇守各方；但为防止封国威胁到朝廷，也同时保留了郡县制。从全国的布局看，州郡和王国各有分布，是直营店和加盟店大致各占半壁江山的局面。

　　刘邦在最初封赏时，还有很多异姓王，诸如齐王韩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但在天下大定后，刘邦便开始清除异姓势力，韩信、彭越、英布在一年内都死于非命。此后，刘邦更定下“非刘姓不得王”的规矩，汉王朝成了刘氏家族独资控股的公司。

　　在异姓王被剪除后，他们的旧地就成了王朝公司统治的薄弱区域。刘邦为控制这些地盘，大肆分封家族中的成员。诸如他的侄子刘交被封为楚王，他的庶长子刘肥被封为齐王，侄子刘濞被封为吴王。史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

　　汉朝草创时期，统治力量薄弱，边远地区不易掌控，这些封国的建立对汉王朝的稳定是很有用的。而且，起初之时，各国藩王跟皇帝之间都是兄弟、叔侄关系，亲缘较近，所以封国和朝廷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尽管也有跟皇帝之间闹矛盾丢掉性命的，诸如汉文帝就拘捕了他的亲弟弟淮南王刘长(刘长勾结匈奴、闽越谋反败露)，结果刘长绝食自尽。宅心仁厚的汉文帝后悔万分，又重新加封了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

　　但随着时间推移，皇帝和封王之间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淡。除了同姓刘之外，已经毫无关联。他们虽为同族，但天各一方，一般数年才有一次相见的机会。到此时，封国和朝廷之间已纯粹就是一种独立加盟店形式的关联，打着王朝的旗帜，承认天子的宗主地位而已，财政、土地上都归自己支配。虽然各封国也有朝廷委任的国相辅佐，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国相并没有太大的制衡作用。

　　到汉文帝时，藩国实力越来越强，区域越来越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稳定。当时的政论家贾谊眼光长远，力举削藩。贾谊的措施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其用意是，在原有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把大的诸侯国变成小的，强的诸侯国变成弱的，这样封国就如同一盘散沙，自然没有力量和朝廷抗衡了。但汉文帝并未重用贾谊，政策上亦怀柔，未大力削藩。

　　如此，经历高祖、高后、文帝三朝，汉王朝藩国的沉疴都存积了起来，成为新继位的汉景帝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诸如封国中的吴王刘濞，在东南一带开山铸铜、煮海为盐，二十年不朝，完全不把总部放在眼里，已严重威胁到汉公司的整体安全。又如齐地虽王国众多，但都是齐王刘肥之后，非常齐心协力，同朝廷之间早已貌合神离。

　　这些危机不解决，任由拖延，汉公司就会重病缠身，朝廷徒有虚名，进一步空壳化，落到周朝的老结局———各地诸侯渐渐独立，完全架空天子，最后取代宗主国的位置。

　　作为皇帝最为器重的得力助手，晁错被寄予了重任。他亟待解决的就是藩国过大过强这一老大难问题。

　　一意孤行的决绝改革者

　　晁错是法家的信徒，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从文帝时，他便已察觉藩国是王朝运营最大的祸患。他多次上书汉文帝，要求削藩。但当时的汉文帝还未痛下决心，这些措施被搁置。而汉景帝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他在年轻时就被灌输了晁错的观念，如今自然要竭力削藩。

　　但削藩之事异常复杂，它既是王朝公司内部的架构变革，同时也是老板的家族之事，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而且，这是几朝皇帝遗留的问题，不可能依靠单纯的行政命令，采取釜底抽薪的方法就能完成。再加上汉景帝又是新君刚立，位置未稳，面对的又是经验老到、兵强马壮的宗室对手。削藩之事涉及利益集团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晁错刚上任就等于已在空中走钢丝了。

　　所谓削藩，顾名思义就是收回藩王的土地，相当于汉公司要将加盟店收回，重新改为直营。这相当是撕毁此前的合约，剥夺藩王的资产，他们自然不会同意。在朝廷磨刀霍霍时，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藩国势力也没闲着，在暗中串联，竭力反对削藩。东南一带是吴王的地盘，早已反意毕露，一旦削藩令下，必反无疑；而东边的齐地虽小国林立，但都是齐王刘肥之后，他们之间也积极联合，反对削藩；其余的赵楚两国则在观望这场关系到自己未来生死的政治变革。比较坚定支持汉景帝的，唯有汉景帝的亲兄弟梁王。

　　面对这些挑战，晁错非常清楚此次组织变革的危险。周围之人也已看出晁错已身处险境，晁错的父亲更特意从老家颍川千里迢迢赶来，劝告晁错不要在削藩道路上一意孤行，免得引火上身。晁父如此相问，“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而晁错却告以大义，“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认为这是为刘氏王朝的长治久安着想，必须如此，已无退路。晁父再次苦口婆心相劝：“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刘家是没事了，可我们晁家要完蛋了)。”但这劝谏依然难以说动晁错。此时，削藩之事已箭在弦上，晁错不愿离场，也不可能离场。晁父见儿子如此一意孤行，知道家族祸患难免，便先行自尽。

　　组织变革尚未开始，家人却已横尸眼前。晁错的削藩事业将如何进行下去？下一篇我们将关注汉廷削藩引起七国叛乱，朝廷危急，晁错举措过于刚硬，成为众矢之的。

　　【作者介绍】赵王，原名赵波，青年文史作家，供职于浙江教育出版社，著有《后三国风云》等书。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