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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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1-14

　　鬼今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过后，中国涌现出很多以此为题材的文学、电影、样板戏等主旋律创作，《上甘岭》中“一条大河”的歌声红遍全国，这场战争似乎印证了“这是强大的祖国”，让多少国人油然而生豪迈之情。那么，让我好奇的是，老美到底是怎么看他们所说的这场“韩战”呢？最近忽萌怀旧念头，翻检老片，发现美国著名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就曾拍摄过一部号称美式“上甘岭”的影片《猪排山》。这部电影的主角克莱门斯中尉由老牌影星格里高利·派克扮演，不用说，他老人家那张俊脸果然把美国英雄扮演得高大帅气。片子开头已是板门店谈判前夕，美军攻上猪排山高地，志愿军火力不支，被迫转入坑道作战，这段与《上甘岭》的情节似乎没什么差别。很快志愿军没了踪迹，坑道主人换成了美国大兵，一位马来人长相的“志愿军”翻译伴着美式靡靡之音用蹩脚的英语向美军喊话，说还剩下45分钟，如不投降就一个不留格杀勿论，原来美军已陷入志愿军的反包围，俨然处于四面楚歌之境。当残留的25名美国大兵昂然屹立，准备赴死时，号角响起，援军赶到，共军逃遁，美军获胜。

　　《猪排山》片头字幕说本片没有任何虚构，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在中共战史上，这个地方被称为石岘洞北山，1953年7月6日－11日被志愿军23军67师成功收复。如果这个记录是真实的，那么这片子结尾就犹如意淫，与史实无关。电影虽然反战主旨明确，但克莱门斯中尉率领的连队为了夺取“不重要”的猪排山付出了100多人的伤亡代价，将胜利赋予他们，可以使电影结尾不显得过于灰暗。其实《猪排山》的导演1930年正是以反战电影《西线无战事》获得了奥斯卡大奖的，何以《西线无战事》能对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无谓牺牲表现得那么彻底，而《猪排山》却偏要留个光明的尾巴呢？毕竟前者的主人公是一战中的德国士兵，表现别人的历史总比表现自己的历史轻松得多，这也应验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那句俗语。

　　不幸的是，历史学家很多时候都会“站着说话不腰疼”，一旦关系到自己——大到自己国家、党派的历史，小到自己家乡、家族，甚至个人的历史，立刻“腰疼”得客观不起来了。胡适说“历史乃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应与此大有关系。在某些史家眼里，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的确犹如他们手中的提线木偶，常常在“道德英雄”还是“政治流氓”两个角色中被迫二选一地粉墨扮演起来。

　　据说最近蒋介石日记陆续公布，一时揭秘蒋公真相之作大热大卖。须知台湾蒋家自觉结束威权统治后，蒋公渐失“伟人”光环，一度门庭冷落车马稀。这次“再发现”的热火烧得够旺，却带些邪气，邪在某些史家狗仔队专喜揭披老蒋的隐私。如有独家爆料说，《日记》中蒋公看到某客人妻室年轻貌美，遂怦然心动，马上又自警称“戒之，戒之”，专揭此疑似半黄的段子无外是说蒋公虽有修养，却难藏内心虚伪，又传言说能在原版《日记》中窥出老蒋谢顶变秃乃是嫖妓染梅毒所致等蛛丝马迹。

　　这类猎艳式纪史和往年谩骂蒋介石的姿态大有不同，记得当年上现代史专题课，其中一位师尊时不常会用带着南方口音的轻佻语气哨出一句“蒋介石这个小流氓”，必引起班里一阵会心的哄笑后，方才得意地进入讲课正题。那时的蒋介石犹如人人可诛的“国贼”，师尊蔑他，骨子里有股子政治正确的底气在撑着。如今满街的解密文本，皆如轻飘难测的街头俚语，这也难怪专揭名人隐私与沉溺勾索吃喝拉撒众生相几乎快成了新文化史的独门绝技，聚焦蒋公劣行似乎也是最易把俗陋鄙语附会到高雅解密之文化史名录中的捷径。

　　这倒使我倾向于严肃了，比如读到黄仁宇那本《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发现里面猎不到什么“艳情”，也找不到老蒋嫖妓的证据，且使用的《日记》多为秘本公布前的材料，时间只及抗战后一段历史，这些似乎都是揭秘狂们鄙视的弱点。不过我总有一种信任，这信任有一部分可能来自他的远征军履历，包括他曾挨了日军一枪的那份可靠经验。这在他的《缅北之战》里有详细的记述。更重要的是他仍能把蒋公置于“大历史”的思索视界内，避免了“小流氓”式的政治谩骂和“梅毒控”般的阴暗心理。即使是从“神”降为“人”，也是因时势牵动催逼所迫，由不得个人做主的，换个人未必不如此，也未必比他做得更出色。只有如此方能避免书生意气式的道德指责。

　　即如某些文人所指摘，抗战中的蒋介石仍实行的是人身政治，似乎滥用私情组织行政网络，军队也靠黄埔的嫡系维持，遂无法形成现代民主色彩。面对此景，黄仁宇倒是反对借用理性大作条缕分析，因为其预设结论貌似合理，实则都是陷阱，而应以综合各种历史复杂条件为思考前提。比如常人总觉得蒋介石身处其位就应该怎样怎样，而无视其转圜处境的无奈、坚忍与能力。当时蒋介石缺乏渐进构成的上层制度的有效支持，也更无下层的社会变革基础做背景，于是在草创军队时不得不牵扯凑合，只有在黄埔阶段尚能责成部下按革命精神规训自己，北伐后即主要靠收买军阀将领扩张军队数目，中原大战后更接受军阀杂牌部队形成内外圈的平衡态势。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并无中央政府主持政局，有点像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三国人物角逐中原，各觉自身扛起的都是道义的旗帜，至少门面上纷纷自诩如此。军阀本就是从狭窄的地域利益出发构造人际关系，权利义务之观念马虎，忠厚诚恳之需要占先，相互之间犹如三国演义般的兄弟相待相守。故蒋要统摄地方势力，只能依赖农业社会人与人直接交往的双边框架，参与这轮盘赌博，不可能持有商业社会的多极组合关系，通常“有面子”和“无面子”的着想超过纪律与阶级服从之习惯，可这种关系恰恰在抵抗外侮时是最容易在短期内奏效的。人们多诟病蒋利用私人关系办事，如武汉作战时，曾直接电令孔家以私人账户采买军火，致使价值数千万元军械设备的添置，就如乡人托亲戚进城购买衣料鞋袜这般随意，但不如此行事，中国军队的有序补给又几无指望。更有老外如史迪威讥讽蒋介石如“苦力班头”，魏德迈也称他敏感直观的习性犹如女子，但放在中国的现实境况下，非如此又该如何呢？这些习性未必都是弱点。

　　国民党立党之初就揭橥三民主义，希望民族、民权、民生齐头并进，不容偏倚走形。却遭逢抗战危局，民权民生的期许目标立刻被挤压萎缩得遥遥无期，无暇兼顾，中国被迫以三百万装备简陋至极的兵力与日寇做殊死决斗，民族主义突显出来变成了必须首举的旗帜。如果再设想得悲惨一点，正是因为没有民权民生渐进改善的强力支持，蒋手里能动用的才无非是三国式哥们义气这点本钱了。蒋既为关系中轴，抗战时期缺乏一个适当的架构去支持数百万大军及应有的文官组织，他只好以一人之身去填补这个缝隙，权起润滑作用，所以因兼职过多，难免给人以独裁者的印象。但黄仁宇不同意以“法西斯”概括其行径，理由是现代中国毕竟与西欧式的历史演进程序有别。

　　其实某些文人简单认定蒋介石操控政局只靠上海滩那点耍流氓的哥们意气，那可就错了。蒋介石进行社会动员没少用“精神胜利法”，有时并不乏死打硬扛的勇气。他的日记中曾出现这样的字句：“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蒋介石崇拜王阳明，讲究“静敬澹一”的新儒家功夫，如果仅视他为上海小流氓，就很难解读其写出“云海云山云顶寺，道天道地道中人”时的心境。随后他又信了基督，常使后人对他的真正信仰摸不着头脑，这也是黄仁宇提倡应从综合而非分析入手理解其思想的原因，因蒋常为环境所逼，信仰只好带有折衷主义的应变驳杂成份，以至于搞不清他的“静默”时刻哪些属于“阳明学”，哪些属于“基督教”。如《日记》中即载有他早课“体操十五分钟，读圣经一章，静默三十五分钟至一小时，祷告约五分钟”，晚课“静默三十分钟，读《荒漠甘泉》一章”。不过，以精神激励将士赴死如仪则是常课。其中又不乏掺杂着大量功利的考量。有时难免被视为“苦肉计”，当年蒋介石把最亲信的教导总队全部耗用于淞沪和南京战场即是例子，教导总队装备一流，身材均按一定尺度录用，最后在战场上差不多拼个精光，以此昭示他抗战之决心。

　　除“苦肉计”外，“空城计”也迭次使用过，以往有人认为蒋介石对抗战素持悲观看法，但就《日记》所载而言，他常露出“持久战”的坚韧信心，这点和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这观点仍染有过度重视阵地战的色彩，没有中共游击战运动战那般灵动。其实平心而论，蒋介石的战术思想并非一意刻板，如他在抗战后期使用“磁铁战术”拖住日军，拉宽其布放区域，防止其收缩防线，节省兵力，甚至不惜为此付出惨烈的牺牲，可算是明智之举。

　　这里倒是引出了对英雄的评价问题，固然我们不可视这些时势英雄为只会利益算计的无耻混蛋，也无法彻底以圣贤的标准苛求他们。在旧道德业已崩坏，新道德尚未建立之际，个人名节常会与公众道德冲突应是常态，国共双方均难逃此谶。内战期间，林彪在上报军委有关四平攻坚战的兵力部署时，曾随手记下一组数字，电报中称，估计必以牺牲一万四千人到一万六千人之代价，拿下四平城。此标示数字的冷酷态度，几令人齿寒，然打仗军人若流露仁善女子般的好心肠，肯定必遭惨败。由此联想出最近中国史界过度强调“民众史观”的无力，到底是那些阵前蚁聚血搏的军士在创造历史，还是领袖们的精密算计在支配历史，常常令人困惑不已，角度不同，争议犹在。

　　就立场而言，身为国军参谋的黄仁宇相当敏感，他指出蒋介石拼力死战日寇，当然无暇建设基层政权和上层民权组织，却经民族主义动员打下了一个一统江山的底子，毛泽东则照单全收，才造就了新中国的局面，他举例说，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的惊人效率，基本上是接受国军训练的根基。从抗战到建国，从军力急速增加到缓进的社会变革，这中间形成一个时间差，相互之间的递进却是有连续性的，史家不应从各自意识形态需要的角度完全割断两者的渊源关系，或以贬低前者的成就为快，才算是公允之论。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