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前有药家鑫，后有李昌奎，然两者的判决大相径庭。药已命赴黄泉，李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有活的希望。但无论从作案手段的残忍还是后果看，后者都要比前者更甚，难怪舆论会大哗。

　　云南高院对此进行了回应，两位副院长一一解释了舆论提出的疑点。不过在我看来，这个解释令人失望。综观两副院长的说辞，其对一审死刑判决改判的理由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少杀慎杀理念；二是认为该案对社会危害不大；三是李有自首的表现，并积极赔偿；四是审判程序合法。

　　我认为，如果人们严格看了该案整个过程包括审判环节的报道，云南高院的上述四点改判理由是很难成立的。不过限于篇幅，对后三点我不准备展开来分析，重点谈谈第一点，这也是无论在该案还是现实中，都争议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无疑，在人权意识逐渐彰显的今天，我们应该提倡少杀慎杀，在法律的限度内，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对经济类犯罪，无论贪污数额多大，能够不杀的一律不杀。但少杀慎杀应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该杀的必杀。否则，社会就不可能有基本的正义。

　　刑法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罪罚相当”，它的含义是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轻重适度，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不枉不纵。法官在判案时，可以基于人道考虑，给予罪犯适当的减刑，但法官的任何判决，都必须遵守这个原则，减刑也是在这个原则下减刑，不可背离这一原则，否则，就是枉判。所谓该杀的必杀，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事实上，关于少杀慎杀，是人们对死刑政策一个不是很准确的概括。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就曾表示，将“严格控制死刑、慎重适用死刑”浓缩为‘少杀慎杀’，不甚准确。“所谓严格控制死刑，就是将死刑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慎重适用死刑，就是对死刑适用的证据实行最严格的标准，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绝不允许出错。”人们之所以把死刑政策浓缩为少杀慎杀，在我看来，是有意识的“误读”，它是针对过去死刑过滥的一种“回归”，反映了人们人权观念的进步。

　　但是，美好的愿望不等于在具体的案件判决中可以违背“罪罚相当”的原则。从上述孙军工的澄清看，所谓少杀慎杀不是不杀，而是强调在判决一个人死刑的时候，看他是不是最大恶极，做没做到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这两条，就属于必杀之列。以此衡量李昌奎这个案件，完全符合这两个要件。云南高院两副院长认为李是属于由邻里纠纷引起的杀人案，其社会危害比较小。这个结论是站不脚的。因为按照这个推论，马加爵杀死几个同学的行为，其社会危害反而不如一个入室抢劫的人杀死一个陌生人大，岂不荒谬？

　　所以，尽管最高院有这方面的解释，但看一个案件是否社会危害小，最终只能以其作案的手段和造成的实际后果为准。若一个奸杀少女、摔死幼童的人都算不上罪大恶极，那怎样的罪恶才够格判处死刑？难道非得李把受害者全家都杀光才罪不容卸？

　　在本案中，唯一可以不判李死刑的理由是李得到了受害者家属的谅解，但受害者家属没有选择谅解。请不要轻率地指责受害者家属“觉悟”不高，背负着“杀人偿命”的传统意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站在受害者家属的角度，面对两条年轻的生命被残忍杀害，还能忍着悲痛要法院放过杀人者一马，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十足的虚伪？

　　其实，受害者家属要求法院判处杀人犯死刑，正是基于对法律的公平正义而产生的一种信赖。所以，不能简单地给它贴上一个“杀人偿命”、“以暴制暴”的标签。顺便说一句，许多人包括法官和律师都不喜欢“杀人偿命”，认为它反映了民间一种落后的、传统的复仇思想，然而，要消除“以暴制暴”，首先法律必须公正。

　　法官判案，的确不能被舆论和社会情绪所左右，但也不能枉顾民心和道义。法律的作用，是通过案件的判处让社会信仰法律，但一个违背民意和道义的判案，显然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反而会让法律失去民心。

　　作者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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