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霖
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台湾的蓝绿双方互相攻讦之际,给对方送“帽子”是常见招式。在绿营给蓝营准备的帽子里,“卖台湾”是屡屡甩出的一顶。与此相对应,强调“本土”立场的绿营对自己最煽情的标榜,是“爱台湾”。现在选举又快到了,马英九当局在任三年多时间里,两岸关系迅猛发展,这是成就,同时也免不了被对手攻击为“卖台湾”的“罪证”。同时,绿营会想尽办法告诉选民,投票给民进党就是“爱台湾”。
其实,台湾哪有那么容易被卖掉。如果钻牛角尖在字眼上做文章,“卖”是金钱交易,历史上倒真有西方人动过花钱买台湾的脑筋,那都是幻想。荷兰人和日本人得到台湾是抢的,不是买的。
真正打过卖台湾主意的是日本。取得第一块殖民地的狂喜过后,冷静下来的日本人发现,这宝岛有点儿像块烫手的山芋。岛内的武装反抗不说,最头疼的是财政问题,全要靠日本国内“输血”。
其实,财政包袱和岛内反抗密切相关。由于有反抗,殖民当局难以迅速形成有效管制,无法对宝岛组织开发,原来一直垂涎的蔗糖、煤炭等资源兑现不成实际利益,实行军政统治又费用浩繁。一时间,对台湾的巨额资金补助成了沉重负担。日本此时加入了“列强俱乐部”,野心勃勃,要花钱的地方多的是,台湾的耗费让许多政客觉得吃不消。以前没有过殖民统治经验的日本觉得这个家太不好当了,没两年,“卖掉台湾”的论调就流行起来。
正式提出卖台湾的,居然是台湾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经历一番苦不堪言的岛内生涯后,他越算越清楚:花在台湾的军费每年700万日元,虽然能在岛上收一些税,可里外算下来,反而得从清朝战败的赔款里拿出1200万来补助台湾,太不划算了。既然列强都对台湾有兴趣,不如将这海岛卖掉算了。
1897年乃木希典抽空从台湾回国,说动了首相松方正义,便开始筹划。乃木本想卖给英国,孰料英国殖民地太多,也正为管理问题头疼,态度不积极。曾在台湾打过仗的法国乘机凑了上来,最后敲定一个价钱,一说是1500万法郎,一说是1亿日元。这样,卖台湾只差临门一脚,就是日本政府的批准。
1898年乃木希典在军政要员会议上正式提出卖台湾给法国,不过此时主持会议的首相已经不是松方正义,而是再度组阁的伊藤博文。乃木大概对台湾人的反抗心有余悸,除强调“赔钱”外,更指出日本人“赔上了许多性命”,“无力改变台湾人的中国情结”。乃木的发言得到多人赞同,却遭到陆军中将儿玉源太郎的坚决反对。儿玉坚持台湾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不可放弃,又不留面子地指责台湾不是管不好,而是现在的官员无能,还表示自己愿意出任台湾总督。
法国人注定空欢喜一场。早有主见的伊藤博文当即否决了卖台湾的设想,决定由儿玉接替乃木,出任第四任台湾总督。乃木希典当时有点儿灰,他想不到,“卖台湾”在一百多年后成了一顶帽子,被台湾本土的政客屡屡使用。
但财政亏本局面,仍是新任总督儿玉源太郎的考试题。这其实也是当年列强都在钻研的一门学问,可称之为“殖民地统治学”。
将殖民地比作“奶牛”的说法不知出自何处,总之精准道出了列强的态度。得到了台湾这第一块殖民地,日本要跟西方前辈看齐。在伊藤博文等明治一代的日本政客眼中,台湾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亏本也得占住。不过,为了对付乃木希典等人“台湾无用”、“卖台湾”等浅见蠢说,还是要想办法将宝岛变成“奶牛”。
奶牛能提供的“奶水”包括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有儿玉源太郎这样的战略家,更重要的是宝岛实实在在的资源,日本人充满信心。儿玉源太郎提出“殖产兴业”计划,决心在宝岛上大显身手。
日据当局首先得摸清“牛”的底子,对台湾的土地林野调查于1898年开始。测量土地的数量、种类只是目的之一,最重要的,是理清了纷乱的土地所有、租赁关系,确立近代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明确了,怎么收税也就明确了,总督府马上获得了巨额收入。林野调查更达到了当局控制更多林地的目的,因为清朝从未在台湾进行山林统计,每片林地归谁所有是一笔糊涂账,殖民当局乘机圈占,90%以上的林地成了“官有地”。
在当局的运筹下,度量衡和货币逐渐向日本本土看齐。1899年台湾银行开业,成为新的货币、金融核心。台湾银行还承担总督府的事业公债,为殖民开发筹钱。近代化金融体系逐步铺展到全岛。
在殖民当局看来,日本拥有了台湾,日资理所当然要独霸岛上的糖、茶和樟脑等几大产业,得把英美等国的资本赶出去。虽然不能直接动用枪炮,关税等办法多的是。经过一番缠斗,日资基本独占了宝岛。
要让“奶牛”长期不断地挤出“奶”来,就得养好、长好,起码不能饿死。为了服务于日本,台湾的农田水利、电力、邮政、铁路、电信、航运等基础设施建设迅猛推进,以制糖业为代表的工业产业也蓬勃兴起。在日据时期,台湾迅速殖民地化了,也迅速近代化了,这双重的效应,长远地影响了台湾人的命运和内心。
作者为专栏和小说作者、某媒体驻台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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