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坚

　　一直以贝多芬为偶像的纳萨尼尔·安东尼·艾尔斯从小就有音乐天赋。他理想远大，非常勤奋，睡在床上还在画着琴弦的右手臂上练习左手指法。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大提琴。这无疑是一颗让全家人满怀希望的新星。可是它还没升起来就偏离了运行轨道。在一场音乐考试前，精神分裂症突然发作。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他不属于这里。他听从内心的声音。他逃了，躲起来了。

　　也许是不好的命运来敲门了。也许是基因早已注定会有这一天。也许是长期生活、练琴的地下室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也许，大提琴实在是一件孤独的乐器。它似乎只有在独奏的时候才特别让人心醉，又让人心碎。反正，艾尔斯好像只能独奏，他没办法跟人合作。颇有意味的是最初发作的那一刻，两个跟他一样大小的年轻人拿玻璃瓶装的饮料在他面前碰杯，“叮”的一声，事情就发生了。本来，这是多么美妙的声音。可是，他在那两个人中间显得多么格格不入。后来，他曾经参加交响乐队的排练，但是也会有问题。

　　与他的天赋和精神分裂症并行的是他对音乐的热爱。经过三十年的中断之后，他第一次用专栏作者斯蒂夫·洛佩兹送来的大提琴，在车来车往的高架桥下开始拉起来的那种专注和沉迷的神情，魔鬼都会被触动。据说，天才等于10000个小时的练习，第一个说出这句话的那个人真是天才。然而，与艾尔斯对音乐的热爱相比，或者说，要是没有像艾尔斯那样的对音乐的热爱，10000个小时的练习又算得了什么，就算它会带来所谓的成功。所以，这句话真不妨改成：天才等于10000个小时的专注、沉迷和热爱。斯蒂夫感叹自己从来都没有像艾尔斯爱音乐那样爱过什么东西。也许，艾尔斯的问题就是太爱音乐，太沉浸于自己的音乐了。可是这种情况并非罕见。二十世纪伟大钢琴家之一古尔德，就是无法忍受在音乐厅里现场演出，只能在录音室灌唱片，或者在电台播音室里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演奏。幸运的是他的演奏和他的怪癖在告别音乐厅之前已经得到了认可，直到今天，他的忠实粉丝在唱片里听出他弹琴时情不自禁的哼哼声，都会像对上暗号似的会心一笑。艾尔斯也会在乐队排练的时候嘟嘟囔囔自言自语。可是他的问题太严重，而且来得太早了。所以，他只能流落街头。当斯蒂夫在公园的贝多芬雕像附近见到他时，他正在拉一把只有两根弦的小提琴。

　　专栏作者斯蒂夫跟独奏者艾尔斯正好形成某种对照。专栏作者是纸质媒体的产物，同样也颇能体现这个网络时代的某些特征。专栏作者的工作虽然也是单枪匹马，但是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现实，关爱他人，同样也受到关注和关爱。他骑自行车摔跤了就有很多人写邮件来问候。他在专栏里写了艾尔斯的故事，马上就有好心肠的老太太把自己用了五十年的大提琴送到他的办公桌。这是这个网络世界好的一面，总是令人感动的一面。完全有理由相信，大概很多人也愿意相信，这个用真实的故事改编成的电影里的这个细节也是真实的。

　　起初，斯蒂夫只是把艾尔斯看成一个写作题材。而且，他差点就放弃了。也许是鬼使神差。也许是出于敬业，对题材做深度挖掘。也许是出于爱才，想让他的天赋重放光彩。反正，他对他的帮助越来越投入：他给他琴；安排他在救济所拉琴——奇妙的是那些看起来有些精神障碍的人都能对他的音乐发生共鸣；他深入他的生活，跟他一起露宿街头，后来，又给他弄到了一个带卫生间的住所；他找人指导他练琴；他做到了一般专栏作者难以做到的事情，拉他到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做小范围的演出，而且还容许他带着片刻不离的手推车里的全部破烂上台。他容忍他的诸多问题，包括他的洁癖，对于一个流浪汉来说显得有些奇特的洁癖：在他所在的空间里，容不得有一个烟头。对于这个洁癖的来由，电影没有任何说明。或许可以解读为艾尔斯无法忍受哪怕最轻微的放纵。

　　谁都免不了会想，专栏作者是在利用独奏者，哪怕是善意的利用。斯蒂夫的旁白贯穿整个电影，突显了他在整个故事中的主体地位。当艾尔斯突然称他为神，他立即利用了这一点，就以神的口气，说服艾尔斯顺从自己的意志。他显然知道这里面的问题。所以，当艾尔斯在音乐指导面前也称他为神时，斯蒂夫立即试图制止他，还在事后告诫他。中国古人有言：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这对于敬业而热心的专栏作者斯蒂夫来说，显然是过于严厉了。但是，斯蒂夫对艾尔斯的帮助，确实也时不时的会带有一些强制、要挟和诱引，譬如，他要求他只能在救济所拉大提琴，说起来是免得这件好东西被抢，那是确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事实上，他更喜欢在露天的、嘈杂的公共场所拉琴，就算在过道，也胜于在房间。

　　两个人终于发生了冲突。这简直是不可避免的。斯蒂夫给艾尔斯带来一件礼物，一份文件。那件礼物是一尊小小的石膏头像，当然是贝多芬——整部电影差不多都在他的音乐之中展开。它那么小，就像小孩的玩具。而艾尔斯也立即发出孩子般的欢呼，捧着他的神明仰天倒在床上。那份文件则是有关艾尔斯的生活上的安排，需要他签字。正是这份文件激怒了艾尔斯，因为它说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不接受这个说法。斯蒂夫却觉得无可无不可。两人之间的分歧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肢体冲突。

　　虽然没有受到什么身体伤害，却在内心痛苦不堪，斯蒂夫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花费那么多心力帮助的人会反过来跟自己作对？对于一个美国人、一个成功人士、一个专栏作者来说，特别难得的是，斯蒂夫·洛佩兹反省了自己的做法。最后，他终于明白，对于独奏者纳萨尼尔·安东尼·艾尔斯最好的帮助，不是用现代医学手段去诊治他，按照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去改变他，而是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做他的朋友，如此足矣。他们互相道歉，言归于好，然后是一个特写镜头，两只手握在一起，一只手白，一只手黑。也许，早在看到这一幕之前，很多人已经从这平淡的情节中看到了丰富的政治隐喻，实际上，要说有什么政治隐喻，也没什么深意，大可略过不谈。再说，整部电影讲述的这些道理其实都很平常。对艺术的专注、沉迷和热爱，自我和群体之间的平衡，对他人的关爱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认识和意志……都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几乎找不出一丁点儿有违于政治正确的成分。

　　但是，这部电影之所以值得拍、值得看、值得一说，因为它是根据真实故事拍的。

　　电影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纪实风格。这种纪实风格甚至使电影略显枝蔓芜杂，一如现实。电影中的这两个人物也确有其人。专栏作者从2005年开始在《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上讲述独奏者的故事，2008年出书。2009年有人拍成了这部电影。电影的最后说，艾尔斯一直生活在那个住所，演奏各种乐器；而斯蒂夫开始学吉他。

　　用这样一部电影，把这个算不上离奇的故事和这些简单的道理讲述一遍，它的真正的意义在于让人看到：这些事情、这些道理真有可能在生活中发生、呈现。很多时候，很多人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可是他们没有按照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甚至违背自己的感觉、认知和良心，做出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最后，也就只能如此了。个人行为如此，社会生活如此，乃至整个世界，亦复如此。然而，独奏者坚持自己，专栏作者改变自己，至少，他们的人生因此变得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