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龙昊

　　5月下旬？第八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刚一落幕，7月上旬？大连有关衍生品的讨论又起，在上海，这一话题再次精彩纷呈。

　　伴随经济、金融的发展，市场对衍生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日前在申银万国期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联合举办的“第三届申银万国衍生品论坛”上指出，“不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就不可能提高我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也不可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和我国金融实力相称的发言权。”

　　宏观调控的成本更低

　　利率期货和汇率期货等实现宏观调控的成本更低，中国可以借鉴。近日，在大连举办的“中国及全球衍生品市场发展论坛”上，美国洲际交易所（ＩＣＥ）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杰夫开宗明义。

　　黄杰夫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四国为例，分析期货市场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发挥功能。“影响实体经济最大的因素就是利率”，黄杰夫说。利率方面的风险需要分散，除了发达国家，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通过衍生品市场、期货市场达到低成本的宏观调控的效果，这是和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同之一。

　　2010年，包括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的单边交易量，巴西是2．6亿手，其中超过50％都是利率期货和美元兑巴西货币的期货合约。

　　雷曼倒闭以后，印度推出了印度卢比兑美元的期货合约，市场参与者通过这个金融工具进行了套期保值，过去两年，印度的货币兑美元升值了29％。

　　热钱是目前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一大问题。黄杰夫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用汇率期货等衍生品金融工具，达到宏观调控的效果，成本会更低一些。

　　发展非常不足

　　7月10日，召开的2011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第三专题会场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总裁朱玉辰认为，总体来讲，金融衍生品发展非常不足。他呼吁，中国要按照目前发展的阶段去设计我们的产品——我们是金融创新不足，不要因为金融危机而放慢或者断送了中国发展金融衍生品方面的决心和策略，而应该按照我们既定的路线有步骤地推进这些产品。

　　金融危机，其背后一个重要因素是，金融衍生品发展过度，某种程度上，金融衍生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朱玉辰表示，中国是经济大国，在一些重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商品上，金融资产定价全靠场内衍生品完成。如果有一个系列衍生品出来，则有利于推动我们争得国际定价权，衍生品在这方面无可取代。

　　本报记者了解，去年全球衍生品交易量比上年增长25．65％，达到223亿手，其中中国内地商品期货交易量达到15．21亿手，占全球商品期货与期权成交总量的50．95％，连续两年跃居全球第一，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连续多年位列全球前20名，成为快速崛起的全球新兴市场的代表，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中国及全球衍生品市场发展论坛”透露，截至7月1日，期指开户数已逾7万户，其中机构投资者账户达到1500个。与会的机构人士呼吁，在股指期货成功运行的基础上，可研究推出中小板指数期货和利率期货，满足市场各方的需求。

　　产品越多越稳健

　　“衍生产品市场是产品越多越稳健。”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总裁章飚表示，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运行到今天，肯定是成功的。同时，中国的小企业很多，随着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发展，市场需要中小板或者是其他的类似指数期货品种。另外，我国利率也越来越市场化，特别是国债的利率，随着长期国债和短期国债利率的市场化，利率期货是一个远景。“各个交易所都在准备指数和期货的期权，对于这些风险管理产品，机构投资者都是很欢迎的，衍生品市场产品越多越稳健。”

　　对于中国而言，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稳步推进国内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成思危建议：要把握“四个平衡”稳步推进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即“投机和避险的平衡，收益和风险的平衡，创新和监管的平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