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增军

　　所谓“资产管理”，其目标就是为投资人获取“绝对收益”，即管理之资产所代表的真实购买力的提高。这和资产的募集方式无关。

　　从这个角度观察，则过去二十年来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包括公募基金、阳光私募、券商集合理财、个体交易在内的所有的资产管理类型，都还不曾产生一个以“表现稳定的绝对收益”证明自身的“范式”。

　　这多少有些让人失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涌现了一些“特色鲜明”的资产管理人，这些“特色”在某一时点上也都曾有过“耀眼”的表现，但至少从目前来看，过大的业绩波动暴露了它们外强中干的“镀金”特性。极个别的表现“非常稳定”的资产管理人，其业绩又经不起“绝对收益”的推敲。

　　我所说的“以表现稳定的绝对收益证明自身的范式”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在可考察的运作期内，单位净值的年复合增长率应不低于GDP的增长率，比如10%；其二，在市场上扬的时候，单位净值的上扬幅度不低于市场的上扬幅度，在市场下降的时候，单位净值的下降幅度大幅度地小于市场的下降幅度；其三，投资策略可以公开，允许市场自由复制。

　　这当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儿。在中国当前的资产管理业中，我看不出有哪位资产管理人已经形成了同时满足上述三项条件的“范式”。

　　王亚伟？也许吧。我也曾听到过“王亚伟不是人，是神”的赞叹，但王亚伟过早地把自己的基金封闭起来的做法，稀释了“王亚伟范式”的说服力。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相信，在未来三十年内，一定能够产生类似巴菲特的“中国范式”。而这一范式，很可能正孕育在目前的这批资产管理人的大脑和实践中。

　　放弃“老鼠仓”的鼠目寸光，也放弃“内幕交易”的非法勾当，致力于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资产管理的“中国范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