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的努力,其实是在对“钱学森之问”的答案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与实践,然而沉重的行政和体制压力,使南方科技大学难以“直立”行走,亟须为其卸除制度负担。
■岳振
“我想一直坚持到最后,不管最后成功还是失败,都回答了钱学森的问题。”看起来,朱清时并不茫然,在外界一致担忧南方科技大学可能滑向传统体制的时候,他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明了对理想的坚守姿态。
此时,深圳市正在为南方科技大学选聘“正局级”副校长,这几乎让朱清时当初设想的“去行政化”成为不堪一击的泡影;教育部发言人“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的表态,更让朱清时教育试验的改革初衷可能中途夭折。
背负沉重的行政和体制压力,南方科技大学尚未长成就已身躯佝偻。朱清时这位当初被称为中国首位“无行政级别”的大学校长虽然意志坚定,可诸多难言之隐与现实负担亦让其步履艰难。但愿朱清时校长最终不要成为一位悲情改革者,也期盼我们不要循着“钱学森之问”一路走下去而毫无破解之法。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有答案的。钱学森在2005年7月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2010年5月,温家宝在北京大学再次谈及“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
而朱清时的努力,恰恰是在对上述“答案”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并进行实践。如果朱清时的制度设计和实践也被当成既得利益的拦路虎,而硬套上传统体制的桎梏,烙上现行教育制度的官印,那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探索”又该从何谈起?
试图走出“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所构建的教育体制空间和阴影,的确需要教育部门的智慧和魄力。朱清时自己都说,“如果按照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说法,那么中长期教育规划就没办法干了,等这些陈旧的法律法规改好了,中长期教育规划也就到期了,还有什么意义呢?看看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目标,不少都与现有的教育法律法规是冲突的。”
南科大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入传统教育的体制路径,这或许不是朱清时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扭转的,也不是向往南科大的学生们用激情和梦想就能够轻易挽回的。
很多人严厉批判当代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病,但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勇气跳出教育体制早就设计好的窠臼。因为要顾及孩子的未来,要顾及孩子在未来被承认与被接纳的社会现实,我们根深蒂固的“体制内思维”,短时期内还无法完全获得解放。而当有人为了跳出“体制内思维”去付出努力时,“孩子的未来”可能就成为旧体制维护者最硬的挡箭牌,“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就成为难以动摇的“改革”依据。
南科大此时难以“直立”行走,实际上就是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另类抗议,也从某个层面折射出高等教育的制度弊病和行为后果。在一个行政级别森严、官僚作风盛行的教育体制中,哪个大学敢“直立”行走?争权夺利、学术不端、实力排名,等等,搞得乌烟瘴气,哪还有脸面“直立”行走?所有这些,侵害的不仅是年轻一代的学识修养和自由精神,更是整个社会的活力细胞与价值体系。
南科大的改革意义正在于此:它想极力摆脱“高度‘同质化’”的中国大学教育而独立于世;它想“实行理事会治理、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明确界定政府、学校、行政、学术的权界。”它希望“学校的每一个人要得到社会尊重,只能靠在科研教学工作中取得成绩,或者为教学科研工作服好务,不能靠官位或金钱来得到。”
但是所有这些,都因为“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开始变得缥缈而模糊。
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的一段话被广泛引用:“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坍,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回头审视我们的大学,连基本的独立精神都已严重缺乏,“直立”行走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体现,怎敢去向往“自由心灵” ?
思想解放之艰难,改革开放之艰难,制度抗衡之艰难,在南方科技大学的发展路途上,再次得到“生动”体现。
目前,南方科技大学的发展已经陷入一种悲观氛围之中,这与民众对中国高校整体状态的评价相吻合。当初舆论对南方科技大学的试验作用感到兴奋,那种情绪来源于对高等教育世风日下的忧虑。在当下中国各高校火拼高校园区面积、招生人数、论文数量、行政级别之时,希望一个新生的、立志于“去行政化”的、要办得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小规模高质量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不要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不要成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悲剧。
给南方科技大学一个“直立”行走的空间和机会吧!中国教育需要南方科技大学,也需要朱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