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平 李芃

　　三次产业比例结构调整，正成为江苏“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一大难题。

　　2010年，南京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在江苏首次实现了2.8：46.7：50.5。理论上看，二产与三产本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然以2010年为基数，与苏州相比，南京工业总量少而服务业占比却偏高。

　　根据江苏“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全省服务业占比平均水平要达到48%——这意味着从2011年起5年内年均要上升1.4个百分点。

　　以此来看，苏州到2015年也仅仅是要求三产占比达到48%，是为全省平均水平。而浙江“十一五”期间提出三产占比45%，但到2009年只有43%。

　　以南京和苏州作为样本，显示了出服务业发展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不同表现，也反映出一个实质性问题：为什么制造业发达、人均收入较高的发达地区的服务业占比一直相对落后？

　　“这是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有关”，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接受本报专访时认为。

　　刘进一步认为，用第三产业占比水平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现代化程度，其逻辑并不成立。

　　1. 三产滞后情结

　　《21世纪》：“十二五”服务业发展列入政府考核指标，在任务层层下解的考核机制下，地方普遍反映压力极大。你是怎么看的？

　　刘志彪：江苏、浙江等制造业发达的地方，服务业出现实质性倒退，三产发展“滞后”可以说是我国制造业发达地区的通病。当很多地区在用三产业比重指标反映其现代化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时，就产生严重的理论和政策偏向。在此压力下目前各地出现了一种不良行政倾向，就是层层向下分解指标、分摊压力。有的地方甚至要求乡镇在“十二五”期间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形态。

　　《21世纪》：但中央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提出，要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刘志彪：国家提出的要求，是针对以上海为核心的江浙沪大都市经济区，而非某个具体的行政区域，更不是如县市层面的行政区域。

　　2. “321”产业结构不适合所有行政区

　　《21世纪》：按照你的说法，三大产业结构演化的规律要重新认识？

　　刘志彪：在观察一个国家或一个相对独立的大都市经济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的结构演化趋势时，这一规律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但它并不适用、也不能用于指导一个经济体系并不完整的、缺少相对独立性的非大都市经济区的结构调整，尤其不适合用来指导一个省内的某些行政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

　　印度三产对GDP的贡献率远远超过中国，我认为这一不同除了体制差异外，主要是两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差异——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抓住了世界制造业外包、成为世界加工厂，而印度则主要抓住了国际服务外包的机遇。

　　如果要求各行政区甚至镇一级都实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形态，等于是取消了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取消了中心城市的功能。把偏离这种结构演化的趋势，界定为经济结构不合理或发展方式的粗放性，更是违反了区域生产力配置的基本规律。

　　《21世纪》：其原因在哪里？

　　刘志彪：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大都市经济区发展模型与非大都市经济区的发展模型有根本的差异和不可比性；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的要求，决定了大都市经济区适宜于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而其“周边地区”比较适合于发展先进制造业；中国很多的非大都市经济区，其二产占比“始终过高”的状态。

　　如江苏经济最为发达的县域昆山等地，其产业结构的特性处于第二次产业比重“始终过高”的状态。而中西部的某些地区，由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等，服务半径内的物流费用高，因此三产的增加值占比也很高。但这其实上述事实是很正常的产业发展格局。

　　在国际分工的前提下，江浙的服务业市场并没有全球化，其供需主要局限于本地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容量有限的“非国际贸易型”的本地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