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在一个有话就说、有话就写的喧嚣语境中，如何做到文字的洗练？

　　周耀辉：我想文字跟文化有关系，而不是跟中文有关。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小时候接受的中文教学，记得有一次做一个关于宋词的功课，我用心地写了一篇关于《水调歌头》的解读，却被老师骂了一顿，说为什么不把教科书的东西搬过来。这是一种很强势的态度，我一直想如何以个人的力量与这种霸权对抗。

　　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政府做新闻官，当时每发一个新闻稿需要用中英文双语同发，我用英语写得很顺手，中文却很困难。后来看很多中文书，特别是小说，慢慢对中文写作有信心。

　　大学时，我念的是比较文学，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比较文学观念。比如，中文写作看重文本，但西方的文学理论强调文本、读者、环境的关系。这样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故事可能只有一种，但你看了就变成你的一种创造，我只是第一层的创造。我不想限定文字的原意，特别是歌词，有时候听者看到了一层意思，常常问我是不是他们看到的那样。但我认为我说是什么并不重要的，作为作者，我想放下我阐释文本的权利。

　　日报：你的写作切入点都很小，写小的事物和人，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写作意图在里面？

　　周耀辉：现在有太多宏大的故事湮没了个人的声音，但对我而言，我个人的历史非常重要。宏大的故事坚持永恒的完美，而个人的故事只肯定暂时的完美，追求永恒的完美有时候是一件危险的事，很多人出于对永恒完美的追求带来大的灾难——因为他们觉得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我只能以微小的个人之力追求暂时的完美。

　　日报：你曾说“文学的任务是让习以为常的事物陌生化”，是否可以详细地谈谈？

　　周耀辉：我希望通过写作从本来的麻木、习惯的状态推你一下，让你重新看看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事。一直以来，我总觉得自由很重要、书写的自由很重要。对于英语很熟练的人，他们或许也有一种来自英文严谨的文法的负担，而中文在文法方面要自由得多，这是我们中文世界里享有的自由，不要抛弃它。

　　日报：在今天这样一个个人空间被不断挤压的环境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群体性的交往， 独处的状态变得越来越稀少，在你看来，独处的好处是什么？

　　周耀辉：我比较喜欢一个人的状态，一个人比较安静，可以想很多事情。在人群中，人们往往会很自我，我以“我是周耀辉”的身份与人交往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但一个人的时候，你往往可能超越自己，自己就是一群人。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更容易带我们离开自己，多角度地看待问题。胡思乱想的练习多了，会变得宽容一点，生活得容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