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专栏

　　在电视上看到翻版重拍的《水浒传》，不由得想到了毛泽东晚年读《水浒》后的那句名言：“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宋江招安了，就去打方腊。”明明是坏，偏偏说好，真是独具只眼，一语中的，颠覆了几百年来民间对梁山好汉的传统看法。自古以来，好像只有读书才能以科举取功名的，没想到，杀人放火，别有一途，照样可以封官加爵。查资料，这句话出自宋代庄季裕的《鸡肋编》：“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看看之后的中国历史，这“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岂止宋江，如明末的张献忠，也是曾接受过明王朝的“招抚”，后又复反的。

　　不过，对于君民永远处于对立地位的中国历史来说，“杀人放火受招安”是要有先决条件的，那也是官家在左支右绌、底气不足时的一种权宜之计。这样的招抚，到了封建王朝崩溃之后的民国之际，越演越烈，至于极点。近读台湾著名史学家、现代口述自传的创建人郭廷以本人的“口述自传”，谈到民国初年他的家乡即河南中部的匪乱，颇有感触。在以前，虽有土匪骚扰，但只是个别的“刀客”或“荡将”，几乎都是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但在辛亥革命之后，如走马灯似的“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府完全丧失了管控能力，真个应验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那时候除去全国著名的白狼之外，其余如省督军、省长、镇守使、司令、师长等统领的军队，原先也都是啸聚山林的土匪，被政府招安后，封给一官半职，就成为 “官军”，开始为政府卖命去剿灭另一支更大的匪众白狼队伍了。那时候乡下人最头疼的就是“一家遭抢，大家遭殃”，被招抚的部队说来剿匪，土匪没捕到，他们却饭要吃好的，钱要大钞的，反倒给地方带来祸害。在作者少年的记忆中，这些“官军”队伍倒是与杀人越货的“刀客”形象差不多。这就是在兵匪不分的年月，老百姓所说的“匪过如梳，兵过如篦”。

　　郭廷以回忆，那时候人民为了自卫，防止匪患，必须买枪。可一旦遇到民间案情，恩怨难断，等抄起枪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自身也反倒成了土匪，再有几个人聚在一起，就成了狼奔豕突、打家劫舍的匪众了。在吴佩孚极盛时代，地方还算安定，等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失败后，河南大乱，群雄蜂起。当时威震四方的军阀队伍，有十几支，几乎全是土匪出身，互相攻城略地，危害地方，却都打着政府的旗号行事。当时政府所采取的招安措施，十分宽容，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匪首封官许愿，凡愿意归顺政府的，匪首（俗称杆子头或驾杆的）有百余匪众的，许以营长；五百以上的则许以团长。由此一来，有钱的乡下人也看出来了这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一条终南捷径了，就公开地买枪为匪，先犯上作乱，再俯首招安，以博得个一官半职。昨天还是昼伏夜出的匪众，摇身一变，今天就成了光明正大的“官军”了。

　　从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的宋江聚众梁山泊的农民起义，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的河南匪乱，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不外是镇压与招抚两个手段，这也让不少强梁豪杰瞅准了另一条出人头地的路子，那就是“杀人放火受招安”。这历史的轮回，正如梁启超所慨叹的，真可谓是“遥遥两心，千载同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