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铮

　　 我两年前的论文《中国式增长》（Growing Like China）（最近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01期）是一个用新古典模型重新解释中国经济一些重要特征的“故事”。它包含了中国的高增长、不同经济部门的投资率和回报率问题、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问题。

　　 1992年之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GDP年均增长一直保持两位数的水平，以人均GDP而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比值从30年前的3%上升了5倍。中国GDP增长如此之快，还没有一个信服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更有趣的是，中国高增长伴随着非常非常高的投资率，最近几年接近40%。一般而言，如果不考虑经济开放性，在没有技术进步的连续推动下，高的投资率一定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比如说三四十年前，我们看到新加坡投资率非常高接近50%，但过了15年，新加坡无法支撑如此高的投资率，因为投资回报率下降了一半。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人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估算中国总的投资回报率，结果令人惊讶，他们发现1980年代到现在，投资回报率基本上在20%以上，非常稳定，虽然有些波动，但非常稳定。甚至如果光看工业的投资回报率可以高达25%，这个势头在92年以后一直是上升势头。

　　 中国这么高的投资率，竟然没有发生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甚至相反还在上升。当然，有人说我不相信中国的宏观数据，那么中国的宏观数据都是假的话，那么中国工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还是比较完善的。1998年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大概是9%，而今天已经平均接近20%了，当然这里面也许有其他的争议，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考虑企业进入退出。问题是这些简单的进入和退出没有办法解释这么惊人的增长。

　　 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率，伴随着较高且稳定的投资回报率，高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东西竟然同时发生。中国现在正在高速城市化，它的强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经济体都没有出现过的，城市、农村之间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流动，包括城市内部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流动，这太惊人了。

　　 坦率地说，教科书里面的模型完全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就是用一个简单的框架，加入一点中国元素，就可以把一般我们认为很难理解的跟美国发展模式如此不同的中国模式很好地剖析出来。当然，我的文章是抛砖引玉。

　　 首先，中国经济最关键的牛鼻子是金融资源的分配。私营企业有着很高的生产率，因为他们的产权结构更能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它面对的是一个很难进入的融资市场——这个市场是被国有银行所控制的，他们的资本主要来源于企业的储蓄；而国有企业则相反，它对应着较低的生产率，但是却能便利地进入融资市场，获得廉价资本，这其实就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分配效应，同时劳动力也会对应着这种分配。私营企业成为劳力密集型的，而国有企业慢慢变成资本密集型的。

　　 劳动力资源向私营经济转移，但不走运的是，私营经济的资本扩张是根据自我积累而发生的，但后者只是限制了它的速度，却没有改变大的走势——即私营经济不断膨胀，国有经济占经济整体比重萎缩，但是资本的密集程度在提高。最后我们发现，私营部门因为生产率提高而受益，但国有部门因资本密集提高形成的资本回报上升。也就是说，总和的投资回报率上升，没有任何的下降趋势。

　　 简单地说，就是在私营和国有两部门形态下，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门道”，私营依赖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国有部门因为劳动力不断向私营部门移动，而且它对应的是一个廉价便利的融资市场，所以它的资本生产率就比较高。最终两个部门形成一个均衡的回报。

　　 这个双部门双结构的博弈过程很有意思。我们将中国的经济民营化看做是一个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因为私营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它吸纳的资源将不断增多，所以它的回报在上升。当转型结束以后，所有劳动都被私营经济吸纳以后，这个模型又变成了投资的增长会引起投资回报率下降。

　　 更有趣的是工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只要还有劳动力在国营经济里面，这个工资的增长就比较慢，就不会有明显的工资增长。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单部门经济里面，如果出现资本增加的话，自然而然会出现劳动生产力上升和工资的上升，这都是同步增长的。但是，在两部门经济当中，虽然资本增长，就是工资不会增长，为什么呢？我们还是有相当的劳动力是国营经济向民营经济转移（城市内部），同样的还可以扩展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城乡之间爱你）。不断的有新的劳动力转移到私营部门，那么私营部门的劳动力就不会有太高的“议价”。

　　 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生了一些新的插曲，产生了各个层面的“国进民退”，原本我们的理论预计私营企业的比重应该还会不断上升，但是新的插曲是增长趋势被遏制住了，甚至出现了一些退步，2009年私营企业的比重比2008年还要低。主要是经济刺激让国有经济成为主力军，国有经济一下子雇了好多人，国有经济的雇佣人数年年在下降的势头被短暂地遏制住了。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是，劳动力反向流动到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效率却不断下降，这表明这种流动是错误的。

　　 那么这种结构怎么影响到外汇储备上呢？我们已经知道了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在金融资源分配以及生产率上的不同。大量劳动力资源被私营部门吸纳，然后工人得到收入，并存在银行。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存钱？我的朋友魏尚进说，是因为中国男多女少，男人没有储蓄就吸引不到女孩子。中国的私营企业因为其资本积累主要依靠自身，所以它们也有很高的储蓄倾向，所以银行有非常高的储蓄资源。

　　 我们已经说过，国有企业是比较便利地进入银行系统融资的，但私营则不可以。麻烦的是，私营部门不断膨胀，大量劳动力资源都奔着私营去，而国有部门的比重在萎缩，银行对私营部门的借贷是有限的，它们非常发愁，因为国有部门是萎缩的，它们不需要太多的贷款。于是，银行部门就挤压着非常非常多的钱，形成所谓的存贷差（或者叫贷存比）。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前存贷差占GDP比重有60%。这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个考验，既然它没办法放款给经济（因为主要的对象——国有部门萎缩），那么只好去购买外汇资产（借助央行的通道）。但这给外国造成很大的误会，以为中国央行购买外汇资产是操纵汇率，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本文相当部分来自宋铮教授应《比较》杂志而做的研讨发言，唐学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