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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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25

　　郭娟

　　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尊称为“韦老太”。

　　这称呼既透着自家人的亲狎，又分明带有某种江湖气。所谓江湖，就是一个人活动的范围，韦老太在其中兜得开、玩得转以至于关键时候手眼通天。在粉碎“四人帮”后所谓新时期文学这一章节中，许多名著的诞生都与韦老太有关。《将军吟》、《沉重的翅膀》……每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故事，都不寻常。乍暖还寒的文坛，“利用小说反党”的文字狱还使人心悸，而作家们突破禁锢的冲力必须有勇敢的出版家给予最后的推动。日后成名的作家们，对给予他们有力推动的韦老太，都深怀感恩之心，并且都在回忆文章中把韦老太写得很“神”。这个“神”，既是说她有胆有识，是作家的知音，也是说她有能力有路子，给予作者切实的帮助。在中国，文学动辄与政治挂钩，文学往往不只是文学圈里的事。韦老太，一位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来、走到延安宝塔山下的清华才女、知识分子型老革命，自然有一些革命故旧，比如胡乔木、姚依林，都曾被她请出来为文学服务——这也算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反例了。女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出版前后激起的风波，不仅是政治的，还有绯闻的。当时一位中宣部的副部长下令，不许印刷、发行这部据说是“反对四个坚持，矛头指向《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小说；压力之下，韦老太奔走沟通，救火、救场兼救人，给予张洁事业和生活双重支持。这些事，张洁在文章中都写到过。女作家竹林、张蔓菱也都将韦君宜敬若神明。

　　我跟随社里老同志去拜见韦老太时，她已经重病躺在协和医院病床上了。失语，说不了话，没有一点“神奇”气象，只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有像吃惊的鸟儿那样的眼光，灵活地转动着。这是已经挣扎着写完了《露沙的路》、《思痛录》的韦君宜，犹如收获后的田野，静等冬天降临——韦君宜已接近她生命的终点了。

　　我知道并记住“韦君宜”这个名字，是在大学里读到她的中篇小说《洗礼》，一读之下便很难忘。写政治的小说，写出了复杂的局面以及复杂的人生。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是在文字编制的小说虚构之后也一定程度地感觉着韦君宜的人生与性情。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复杂诡谲，在韦君宜的生涯中都有反映。

　　在韦君宜的革命生涯中，她曾有过两次精神失常。先是与她一同参加革命的清华大学的恋人小孙为救护同志而牺牲在日本飞机轰炸之下，这个打击一度让她痛不欲生，甚至买了毒药。在她和着血泪写下的悼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笔墨。”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台大声宣布：“我献出了我的爱人。”

　　带着这样的祭献，韦君宜投身革命。但是革命对于她的磨练还刚刚开始。在延安，一场“抢救运动”使她受到了极深的精神戕害，她的丈夫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她的一个女儿不幸夭折。热血青年将延安当成“家”，而此时在“家”里，他们却被当成“外人”。后来毛主席出面给受冤枉的人道歉，大家就原谅了，继续为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国家富强而忘我工作。

　　解放后，韦君宜做过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后来又到中国作协主编《文艺学习》，在《人民文学》做副主编，最后落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这一路，“官”越做越小，惶恐越来越大。建国后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应接不暇，韦君宜从紧跟到难以理解、到险些被打成“右派”，内心的挣扎与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她变得谨小慎微。

　　到了“文革”更大的浩劫来临，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第一次被批斗她就疯了——那根一直绷着的神经，断了。在“文革”的红色暴力下，她的丈夫被打断肋骨，她的儿子被吓得精神失常。所谓革命的洗礼，真是要在碱水里煮三遍、血水里泡三回吗？有一张拍摄于1969年的照片，那时的韦君宜经历了三年的精神失常，刚刚恢复，即将去“干校”。照片中的她竟是那样瘦弱，单薄，像个发育不良的女学生，是什么力量让她又一次活回来？

　　曾经是她的下属又是她的继任者的陈早春这样打量、分析过她：既是女强人，又是弱女子；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迈，也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懦弱；她任情而又拘礼，简傲而又谦卑；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是坚忍不拔地执著抗争的，但最终的拼命一击，也只能算是铅刀一割……这个评价距离八十年代那些作家眼中神奇的韦老太实在是差得很远了，但这或许才更接近于真实的韦君宜形象。作家王蒙也曾回忆，当他被发配新疆时，韦君宜见到他“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似乎不认识他。王蒙下的判断是：“她吓坏了。”但他丝毫不怀疑韦君宜的人品与良知，她只是极讲原则极听话，她不会两面行事，需要划清界限就真划，不打折扣。牛汉也曾提到韦君宜为他这个胡风分子平反而奔走疏通，但却不同意《新文学史料》刊发《胡风评论集》的“后记”，因为那时尚未彻底平反的胡风在这篇很长的后记中为自己申辩。可能这触动了韦君宜的“原则”，她坚决不同意发表，说如果要发你们发，你们负责。于是就向上面打报告，出版局陈翰伯同意，转到中宣部，中宣部贺敬之同意修改采用。后来韦君宜对牛汉说，你要理解我。理解她的难处？牛汉认为，韦君宜虽然有时也做这类没道理的事，但她还是一个很诚恳的人。

　　体现在韦君宜身上的矛盾与纠结，也许就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的反映，王蒙说，韦君宜“用外在的要求克服内心的良知”，这种痛苦的经验她体验得太多了。归根到底，还是“疑”和“信”的驳诘。一切思想改造都是针对这个进行的，而一切反思也是源于此的。《思痛录》就是韦君宜反思之作。

　　当时她不仅要艰难地克服身体中风后的残障，而且要克服“精神”之残障，也许对后者克服更为艰难。她苦思冥想，她上下求索扣问：当初舍弃优裕的家庭、放弃留学深造的机会，牺牲了爱人，抛弃了个人的一切，为了什么？她写道：“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在《思痛录》的“缘起”中，她说：“真正使我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这真是深切的痛，是抉心自噬。反思中，她重新找回自己，犹如凤凰浴火而重生。李慎之说，《思痛录》挽回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在追索中，韦君宜回到了她一生道路的起点——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幸福。这是她最初也是最终的理想，她的“原教旨”。正因如此，王蒙有如此评价：纯正君宜。而张洁的表达更为给力：这操蛋的生活改变了多少英雄豪杰，使他们面目全非，却在韦君宜这儿遭遇了“你不可改变我！”

　　神奇的韦老太！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