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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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25

　　张延龙

　　从2001年开始担任陕鼓集团董事长的印建安，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刚刚来到陕西鼓风机厂的日子——“去单身宿舍的洗手间，需要踩着砖块一步一步跳过去，避开污水横流的地面，你们现在能想象吗？”

　　厂区位于西安市郊的临潼区，一进大门就上山，坡度越来越大，厂外不远处就是兵马俑。陕鼓的历史跟西安大多数三线企业如出一辙：1968年从老工业基地东北内迁建厂，而内迁要靠山隐蔽，故择址于临潼骊山。1975年，陕鼓建成投产。

　　在当时，装备制造业是西安这座城的命脉。陕鼓也只是布局于西安大量中央“一五”、“二五”、“三线”大量中央投资项目的普通一员。而直到本世纪初，它才开始变得“不普通”，从年收入1个亿的规模迅速增长至超过55亿，并成为西安市属国企的利润冠军、一号国企。

　　“这样的企业一打就垮”

　　1966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这也是三线时期的开端。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历史背景下，第一机械工业部首先决定在西北地区建设一个通用机械公司，下设有风机、工业泵、压缩机、阀门等配套专业工厂。

　　次年年初，一机部决定风机生产基地由沈阳鼓风机厂负责分迁包建，三线工厂选址小组在考察了西安、兰州、西宁等地后，决定在西安临潼县建厂。

　　大规模建设随即开始。1968年年底，沈鼓三线建设人员陆续抵达，他们白天拉砖到工地，晚上住在临潼县的红旗旅社，早上上工前在旅社门前的大街上列队跳“忠字舞”。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背景下，陕鼓最先造出的产品，并不是风机产品，而是两挺轻机枪。1969年秋，陕鼓工地接到临潼武装部任务，要求制造两挺战备武器机枪，依靠几台车床、电焊机等设备，几名老技工经过4个月的努力，两挺轻机枪终于总装完成。

　　1975年，陕鼓建成投产。然而，随后80年代的改革开放首先让沿海地区，以及各类轻工业企业应该飞速发展的机遇，多数装备制造业企业并未在那个举国经商的躁动年代觉醒。

　　到上世纪90年代末，陕鼓虽连续盈利，但产品品种单一，企业一直处于“保吃饭”的状态。2000年，陕鼓工业总产值3.4亿元，利税4388万元，印建安如此评价当时的陕鼓，“这样的企业一打就垮。”

　　转型

　　如今陕鼓人都已对印建安此后所提出的“两个转变”耳熟能详，甚至西安市国资委的官员也将之作为西安市属国资企业的标志性企业战略推进而一再写入各种报告。这实际上也是西部制造业企业为数不多的模糊行业边界的尝试：从单一产品供应商，向动力成套装备系统解决方案商和系统服务商转变；从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转变。

　　2002年前后，时任首钢副总工程师的张继文找到陕鼓，当时首钢需要建设能量回收机组，张说：“机组有一块儿、土建有一块儿，管网有一块儿，需要一个整体解决问题的方案。”陕鼓内部开始讨论能否给首钢做一个工程总承包，一些人顾虑很大——“陕鼓是做设备的，工程总承包的事我们没做过，有风险”。

　　印建安说，“我们要以谁为界，以自己为界还是以客户为界？传统都认为是要以自己为界。我们没做过的事情怎么做啊？这就牵扯到对资源的认识。不是看你家里有什么，而是要看你能组合什么资源。最后我讲，如果不同意我们就不散会。后来大家就决定试一下。”

　　因为准备时间的问题，首钢项目并未顺利签约，但前期的大量准备工作为此后该模式的实践打下了基础，陕鼓在后来承揽了宝钢上钢一厂TRT项目，这是陕鼓第一次承揽的工程成套项目。

　　当时，宝钢对陕鼓并非完全信任，双方达成妥协结果是：各出一半经费，项目做完宝钢付全额经费。这对于陕鼓却几乎是身家性命，一旦做不好，就会彻底失去在这个领域发展的可能性。

　　这个项目中，如果只卖单一的产品，陕鼓只能拿到683万元的TRT主机订单，但是陕鼓提出在卖主机的同时，还愿意提供整个工程的设备、厂房、基础及外围设施建设的配套服务，实施“交钥匙”工程。因此，陕鼓的订单从683万元变成了3080万元，并在此后相继拿到了酒钢、济钢等多项工程成套项目。

　　依然在路上

　　时至如今，陕鼓已成为国内风机行业的绝对行业龙头，并在一些收入、利润指标上接近甚至超过世界行业龙头水平。

　　2010年，陕鼓集团产值超过55亿元。其收入、利润规模均为西安市属“一号国企”，成为当年大量布局于西安三线项目的业中翘楚。

　　印建安觉得，陕鼓这10年来的高速发展首先要归功于宏观环境带来的机遇，“最主要的也是产业机会不一样，就是美国那句谚语，‘台风来了猪都会飞’，中国这几年的产业机会，给中国稍微像样点的装备制造业带来的都是绝好的机遇。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机遇！

　　“陕鼓的转型现在还在路上，”印建安说，“脑袋里这堵墙太顽固了，不是说你想转就转得过来的。”

　　陕鼓所提出的另一个转变是从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的转变。印建安透露说，“未来能源设施服务的需求量很大，它是一个知识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相结合的产。我们目前在考虑，自己的产业是否能跟金融资本做一些合作。现在很多模式都在探讨之中。”

　　目前，国家在产业政策上对这种产业模式并不是非常支持。印建安举例说，“比如，陕鼓现在向服务行业去延伸，税收政策就不支持，制造业征的是增值税，服务业征的是营业税，这两个差距很大的。因为服务业没有抵扣指数，我做服务业要交17%的税。”

　　但这并不妨碍陕鼓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无论是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企业、客户，包括制造业本身，都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