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

　　 3月31日，幸福广东指标体系编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幸福广东指标体系草案，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这标志着率先在全国进行幸福区域建设实验的广东省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根据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向广东省直机关干部和各市党政主要领导推荐阅读的《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即法国总统萨科齐邀请斯蒂格利茨和阿玛蒂亚·森担纲主持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2009年报告的中译本，参见本版2010年7月9日、7月23日的专题介绍）所指出，政治家和公民个体能否做出明智的决策，都依赖于测量什么，标准有多好，以及标准是否便于大众理解。广东在去年底提出建设幸福广东的政略之后，即以“广东速度”推出评估体系草案，以攻坚的态势先在这一最具决定性的全球性难题上取得突破。

　　 客观评价体系以民生建设和公共服务为核心

　　 幸福广东指标体系草案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部分构成，客观指标部分包含两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50个。一级指标包括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消费和住房、公用设施、社会安全、社会服务、权益保障、人居环境等10个方面。主观指标则设置一个对个人幸福程度的总体评价的指标，下设个人发展、生活质量、精神生活、社会环境、社会公平、政府服务、生态环境7方面共35项指标。这一体系无论在客观指标还是主观指标方面都有重要的突破，它将是目前地方政绩评估体系一次意义重大的转型。

　　 客观指标体系的十个方面基本覆盖了民生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方面，完全扭转了片面注重GDP增速的考核体系的状况（不过需要指出，多种“一票否决制”的存在，即可见出以往的评估体系也并不只是GDP增速），而清晰体现了当前执政党重视科学发展和改善民生的思路。这一评估体系一旦落地，可以使科学发展观和以民生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落实”到具体的地方考核工作中，从而进入既清清楚楚地说、也实实在在地做的新阶段。

　　 广东此次邀请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专栏)负责的“民生指数”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参与指标设计工作。“民生指数”课题组的思路很明显也是要为当前的民生建设寻找到一个具操作性的地方考核体系。虽然广东的“幸福指数”和“民生指数”的名称有所不同，但有着共同的背景，也有着共同的政治思路，两者的合作更明朗地呈现了当前的潮流所向。

　　 广东果断推出客观指标体系方案，展现了敢想敢闯的改革精神。汪洋推荐的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报告只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阐述，尚未针对若干国家的不同情况提出具体的方案建议（包括对法国的建议）。而广东则利索地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中国发展的中心议题转向民生建设，以及科学发展观主导的发展转型，已经酝酿成势，从而具备斯蒂格利茨等学者所希望的发展转型的政治基础（他曾经多次表达过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称许）。广东目前方案的细节调整不会影响整体方向上的成功一步。

　　 主观评价体系的难点在于如何调查

　　 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或可预测，至少在广东评估体系实施的初期阶段，客观体系是主干部分，而主观评价体系会带有一定的参考性质。以客观体系为主体，一是容易被各地认可，因为客观体系的考核相对容易一碗水端平，也就更容易在执行过程中确立权威；二是可操作性强，而且客观体系的确立，已经能够起到引领执政思路转变的作用。

　　 但是主观评价体系仍然是重要的。与客观体系不同，主观体系的重要性不在于指标体系本身，而在于将民意调查引入地方政绩的评价，形成一种制度性的约束。这种探索是非常必要的。以民生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确立之后，与民意形成良好的互动，是确保这一路线成功落实的必要基础，而将民意调查引入政绩评估，将是吸纳民意的重要制度创新。

　　 民意测评的难点在于如何调查，如何使调查能够既让各地官员觉得不是在走过场，又能得到公众的认可。这一方面有赖于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探索，这也是为什么初期阶段主观评价体系宜做参考的重要原因。

　　 需重视“幸福指数”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

　　 “幸福指数”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将民意测评制度化地引入地方政绩评估，更在于它可能深度地涉及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情感状况，从而涉及社会的文化建设。从目前一些事件呈现出来的社会道德伦理危机来看，“幸福指数”在社会精神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引导作用同样值得重视。

　　 众多关于幸福的研究已经指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收入增速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小；幸福感的高低并不仅仅决定于物质生活的好坏。客观评价体系对公共服务和民生建设的强调非常必要，它的确决定了全体民众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少数人的幸福）。但它并不一定能全面回应民众的精神幸福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进行量化评估的领域，但对于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幸福”这一核心词揭示了片面注重经济建设时代所严重忽视的一些问题，比如，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最美好的？又比如，中国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有哪些其特别的地方？再比如，究竟什么是幸福？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讨论。幸福指数的重要作用就是，它刺激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精神和文化层面的问题，促使我们不仅仅把文化建设看作文化产业，看作经济建设的附属部分，而是重新回到对于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非常重要的“安身立命”问题上来。

　　 据媒体近日报道，汪洋推荐广东省官员阅读的另一本书是哈佛大学教授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的《幸福的方法》，认为此书为“幸福个人的方法论，可读性很强”。这显示精神健康和文化发展也是幸福广东建设注重的一个方面。幸福广东建设能否在文化建设方面有所突破，能否为中国发展提供更多具启发性的经验，值得关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