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此番清理行动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

　　【背景】近日，深圳市警方通报，为确保今年8月召开的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安全，1月1日至4月10日，该市开展了“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总计有八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理出深圳。

　　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申少保指出，深圳警方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群”是深圳举办世界大运会的一项重要安保措施。目前，深圳户籍人口及办理居住证的人口总计超过1400万，实际居住人口可能已超过1500万，“治安高危人员”是人口管理的最大难题。

　　申少保解释称，所谓“治安高危人员”是指无正当理由长期滞留深圳、行踪可疑、对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人员。具体人群包括：

　　有刑事犯罪前科，长期滞留且无正当职业及合法经济来源的人员；没有正当职业，生活规律异常或经济来源可疑的人员，特别是经常昼伏夜出，有群众举报，具有现实威胁的人员；涉嫌吸毒贩毒或有销赃嫌疑的人员；长期滞留深圳，靠非法收入维持生计的人员(如操纵儿童乞讨、扒窃人员)；有报复社会的极端言行，可能危及他人或公共安全的人员；肇事惹祸、危及他人安全的精神病人；使用假身份证在旅馆居住或承租房屋的人员等。

　　深圳此番清理行动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引发网友质疑。舆论大多认为，深圳警方清理所谓“治安高危人员”，实际上把在深圳生活、居住的人分为三六九等，损及公民基本权利，也有损深圳作为移民城市的形象。

　　那么，为确保大型体育赛事安全，是否一定要突击清理所谓“治安高危人员”？深圳警方此次大规模清理“治安高危人员”，对城市治理提出了哪些反思？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袁崇法认为，深圳此番清理行动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增加了社会成本，与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至为不妥。同时，深圳警方对“治安高危人员”的界定也存有人身歧视意味，是一种倒退。

　　在袁崇法看来，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任何人非经法律审判，不得定罪。所谓“治安高危人员”只应限于法律认定的罪犯或犯罪嫌疑人，除此而外的人群都应该视为普通公民，享有同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可自由选择留居城市。

　　但是，深圳的清理行动却违背了法治的精神。举例而言，深圳警方把有刑事犯罪前科的人定为“治安高危人员”，就是因其过去的行为而推断其未来，人为把普通公民划分成不同等级。“这种界定不但是不允许改正错误，甚至是不相信人能改正错误。”

　　同时，深圳警方把可能危及他人的精神病人也定为“治安高危人员”，充满了对这个弱势群体的歧视，有碍基本人权。可悲的是，这种通过行政手段清理精神病患者的做法，此前在其他城市举办国际赛事时也出现过，可谓“中国特色”。

　　袁崇法指出，在中国，举办大型赛事或活动，为确保安全，常常会清理流动人口。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有大批人群离开首都，外籍人士的入境也受到一定限制。但这种做法的效果却令人怀疑。“所谓高危人群被驱逐后，压力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其他地方。”

　　事实上，清理行动中被迫离开的人群，还会面临具体的困难。比如，这些人的房租合同可能尚未到期，容易发生经济纠纷。袁崇法警告，必须正视清理行动的巨大外部成本。目前，这些成本都是由外来人口承担的，城市政府并无考虑。

　　他最后指出，有两大问题值得深入讨论：一、城市管理中如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二、如何面对那些没有正常职业或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对前者，政府必须依法办事，保障其基本人权。对后者，应把其视为正常人和普通公民，绝不能随意驱赶，打入另册。■

　　（财新实习记者 屈运诩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