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一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日韩财团收购巴西铌生产商15%股权》的文章。文章中写道:“为了保障对高级钢材生产至关重要的稀有金属铌的供应,日本与韩国已联手对巴西最大的铌生产商投资18亿美元。铌主要用于提高钢合金的硬度。去年,中国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达成协议,将收购在非洲拥有铌矿资产的澳大利亚上市企业全球金属与矿业公司的控股权。此后,全球市场对铌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随着钢铁行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铌进口国,令日本和韩国的钢铁制造商开始提防铌供应短缺,以免中断高利润的高端钢产品的生产。”而在此之前,无论是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以下简称ECE)的网站,还是国内的所有媒体,均没有披露ECE此项澳洲并购的任何信息。
然而,仅一个多月后的4月12日,澳大利亚上市企业全球金属与矿业公司(以下简称GBE)在澳大利亚珀斯召开了特别股东大会。当董事会主席正式宣布,特别股东大会以全票正式通过ECE并购GBE公司51%股权的议案后,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ECE的邵毅局长在投票结束后向与会股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深情且风趣地说:“此时,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正值春天,是播种的日子,而澳大利亚恰逢秋季,是收获的时节,两个美好季节在这一刻碰撞,无异于双方互送了最好的礼物,相信我们能谱写出更加美好的春秋故事。”
言虽短,寓情无限。2011年南半球初秋里发生的这一切并没有使邵毅沉浸于过度的高兴或激动之中,因为跨国并购中的甜酸苦辣已积淀良多。
探索——执牛耳运筹帷幄、风生水起
作为国有地勘单位的掌门人,邵毅从四年前任职的第一天起就深知矿产资源的金融属性,感受到地勘单位做强做大需要资本的杠杆撬动。
然而,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根本无法向初级勘探公司敞开大门,世界上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才是初级勘探公司驰骋资本市场的天堂。一心希望拥有一个融资平台的邵毅,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2008年和2009年小试牛刀,顺利购得加拿大上市公司西南金矿公司拥有的云南博卡金矿和澳大利亚上市公司Arafura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RU)24.86%的股份后,更加谙熟境外投资环境与谈判技巧。他多次率团拜访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矿业部长、澳大利亚财政部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FIRB)官员和一些澳大利亚省级政府的资源部长,并广泛接触资源类上市企业,以期在号称“世界上最适应勘探公司生存”的资本市场为ECE占得一席。
2010年8月3日~6日,ECE启动了与澳大利亚上市公司北部铀矿公司(以下简称NTU)的并购谈判,双方约定ECE以0.145澳元/股的价格增发约1.08亿股,以约1亿元人民币(约1570万澳元)获得NTU51%的股权。NTU的核心项目为高品位铀矿Gardiner-Tananmi,该项目60%位于澳北部省,40%位于西澳,矿权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2007年法国核能集团对此开展了航空物探以及电磁法勘探等地质勘查工作,圈定了6个具有诱人前景的靶区,资源前景看好。经多轮谈判,双方于2010年8月7日正式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NTU于2010年8月9日在澳交所发布了ECE将并购其51%股份的公告。然而,公告发布之初,负责跟踪澳交所市场动态的ECE团队就发现NTU的主要股东在场外发生了极为反常的交易。2010年8月19日,原第一大股东所持有的12.2%股份在场外迅速易主;数日后,原第二大股东所持有的4.98%股份也被神秘买家购得。第一、二大股东的相继易人,意味着原先经过沟通赞成此次并购的部分股东已发生了变化,而神秘莫测的场外交易有可能导致ECE的并购议案在特别股东大会上遭到否决。此外,胶着且飘忽不定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大选的选情,也使ECE对NTU并购的上空笼罩了一层阴霾。
邵毅来不及了解这些新股东是谁,亦无法得知突然发生的场外交易的真实意图,但职业的敏感使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果断叫停了即将开始的法律、财务和技术尽职调查,尽一切可能减少项目的前期投入损失。接下来的分析使他渐渐发现了端倪:收购原第一大股东的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稀土企业莱纳斯(Lynas),该公司曾在金融危机中险些被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并购,当中国有色被迫放弃收购后,该公司迅速被日本企业所控制;而收购原第二大股东的也是与日本相关的企业。
稀土,现在身价倍增,作为很多高精尖产业尤其是许多重大武器系统的“味精”,被称为21世纪的“黄金”。过去的年代里,在“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豪言壮语下,中国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着世界95%的稀土需求。2009年起,在国内学界、产业界的呼吁下,中国政府对稀土产业进行了整顿,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将稀土列为重要战略资源,进行整合和管理。此举迅速招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三大经济体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投诉。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四处游说澳大利亚、越南、蒙古国等国,花重金支持民间企业在境外收购稀土项目。日本的稀土战略也使得ECE的海外并购遭遇到了更多的“麻烦”。以诺兰稀土为主打项目的ARU一反与ECE的甜蜜,不仅中止了与中国包括融资、技术和产业等方面的合作,还屡屡违反协议,不再视ECE为战略合作伙伴。而NTU收购项目的变故,再次证明了ECE与日本企业在稀土方面的遭遇战绝非偶然。NTU的主打项目是铀矿,但在西澳大利亚的确还拥有2个稀土的初级勘探项目,即Brown Range项目和John Galt项目,虽然这两个项目的地质工作程度非常低,未来前景还很难说,但仅仅“稀土”二字就足以让那些居心叵测诽谤“中国控制稀土”的人倒吸一口冷气了。于是,NTU迅速变脸,强硬提出加价的要求,且价格飙升至让人难以承受的地步。加价,邵毅并不怕,他担心的是即使加了价,投入了前期费用,仍然会遭到股东大会的否决,这样不仅在舆论上对ECE不利,也会导致国有资产损失。
思虑再三,邵毅与他的团队迅速做出停止收购的决定,并根据意向书的规定通过律师向对方索赔。而NTU似乎对索赔并不在意,爽快地赔付了100多万元人民币违约金。一场轰轰烈烈的国际并购就这样悄然落下帷幕,虽然ECE在未支付任何前期费用的情况下还获赔了100多万元人民币,但邵毅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邵毅接手ECE尽管才4年,但他通过重塑地质业、发展矿产业、推进国际化经营已使ECE由一个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国有地勘单位一跃成为资源国际化配置中的弄潮儿。他敢于向“打工经济”说不,勇于破坏式创新,借力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打造矿业开发产业链。上任伊始邵毅就明白,矿产资源项目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的特点,使得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国,即使有条件上市也需要三年,而中国的资本市场根本不可能接纳一个以拥有大量初级勘探项目为主的企业。世界上,只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资本市场能够接纳初级勘探公司,而购买资源类上市公司,不仅能实现ECE做强做大的梦想,又能同时收获许多优质价廉的资源项目,事半功倍、一石二鸟是邵毅对境外收购上市公司作用的评价。
于是,NTU收购的硝烟还未散尽之时,邵毅又决定对GBE发起并购。GBE虽是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但资源所在地却是非洲,其主打项目是铌矿。邵毅认为,日本人对澳大利亚稀土的觊觎,已使中国企业并购澳大利亚的稀土项目难上加难。因此,并购GBE是最好的选择,最能实现他的梦想。
邵毅向他的团队吹响了收购的集结号:
2010年6月初,ECE与GBE取得联系,表明希望并购其上市公司的想法,但对方却只愿意在铌矿项目层面合作,不同意在上市公司层面讨论并购问题。
2010年9月16日~19日,ECE邀请GBE执行主席等赴中国南京谈判,三天时间里GBE亲眼见证了ECE的实力,终于同意了在上市公司层面的并购计划。
2010年9月19日,ECE和GBE签署意向书,ECE将以0.345澳元/股的价格分两次收购GBE公司51%的股份。
2010年10月20日,邵毅率团专程赴澳大利亚拜访了FIRB官员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矿产资源部马丁·弗格森(Martin Ferguson)部长。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向澳大利亚政府阐述ECE收购GBE的理由,其中也包括了他一直坚持的“收购是商业行为”的主张。
2010年11月17日,经过三个多月拉锯式的艰难谈判,ECE终于在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在国土资源部领导的见证下与GBE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书,ECE以0.345澳元/股的价格分两次收购GBE公司51%的股份,总收购价格为2.67亿元人民币(约4100万澳元)。
变数——觅拐点跌宕起伏、愈挫愈勇
一切似乎过于顺利,收购之旅显得顺风顺水:ECE的财务、法律、技术尽调如期结束,GBE公司按法律要求开展了独立财务报告,并着手准备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孰料,稀土怪圈如影随形。2010年圣诞节前夕,12月23日,FIRB专门来函询问ECE是否会控制GBE未来稀土产品的销售,澳大利亚的少数企业也从不同层面借机抨击ECE,臆断ECE旨在帮助中国政府控制世界稀土。对此,ECE派出专人赴澳,向FIRB官员通报了并购GBE项目的真实意图,并提供了书面声明。除此之外,ECE十分低调,既没有通过媒体高调宣传,也没有对少数别有用心的企业进行回击,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ECE顽强地斗智斗勇。
2011年1月18日,FIRB给邵毅发来函件正式批准ECE对GBE的并购项目。几乎在所有人都认为收购已无悬念之时,仅仅隔了两天,GBE公司执行主席马克·舒米奇(Mark Sumich)先生却突然打来电话,告知独立财务顾问所作的评估报告结论是“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根据这一状况,GBE的董事会基于其信托责任将无法提交其特别股东大会讨论这一并购议案。
澳大利亚法律规定,企业并购为了对所有股东负责,必须由中立的独立会计师对并购交易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一般有“既公平又合理”、“合理但不公平”、“公平但不合理”、“既不公平也不合理”4个结论。邵毅对此次评估一直持乐观态度,他与马克·舒米奇先生共同认为可能的最好结果是“公平且合理”,最不理想的结果是“合理但不公平”,而这样“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结果是谁也没有料到的。马克·舒米奇先生认为独立财务专家报告结果源自对GBE资产的估值大约相当于其现有价格两倍的测算。这无疑给翘首企盼并购尽快完成的ECE浇了盆透心凉水。同时马克·舒米奇先生还将其公司内部与股东沟通的情况进行了通报,股东们普遍反映出三方面的不满与顾虑:其一ECE控股却没有可见的溢价;其二交易后GBE的股价上升的空间将受限于此次交易价格,这将会直接影响其他股东的利益;其三GBE项目中不断发布的关于稀土的勘探结果及实际存在稀土的潜力,使得股东认为此次交易对稀土资产的估值不足。GBE的稀土项目在非洲,其中2个在马拉维(Machinage项目和Salambidwe项目),1个在莫桑比克(Mount Muambe项目),目前均处于初级勘探阶段。因此,马克·舒米奇先生表示GBE董事会将不能向其股东推荐这一交易,没有了董事会的支持和推荐,这一交易等于死亡!
又是稀土惹的祸!邵毅再一次陷入艰难的抉择。
较量——攻坚战藩篱始破、柳暗花明
好在马克·舒米奇先生对ECE实力的充分认可,他本人也非常看好与ECE的合作。他不吝坦诚地说,只要把稀土项目分离出去,并购就会很快成功。为此,ECE内部展开了激烈讨论,大多数人也主张把稀土项目分离出去,毕竟稀土还是初级勘探项目,而铌矿已开始银行可研。但喜欢逆向思维的邵毅并不这样认为,他通过对GBE公司2年来91次公告的精细分析,敏锐地感到GBE公司虽然铌矿项目很诱人,但稀土却更香。于是,他坚定“可以加价,但不剥离稀土”的方案,并最终在ECE内部得以通过。
2011年2月16日,GBE的执行主席马克·舒米奇先生和他的助手再次风尘仆仆地来到南京。为了促成收购,马克·舒米奇先生依然坚持要剥离稀土项目,他认为这样更容易获得独立会计师积极的评估结果,也更容易获得股东大会的通过。邵毅亲自主持会谈,他提出,要么终结并购,要么适当加价。这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谈判,也是一场智慧和韧性的博弈,谈判双方都渴望成功,但成功的内涵却南辕北辙。
经过整整一天的较量,终使马克·舒米奇先生同意不剥离稀土,可适当加价的方案。但他指出,独立会计师认为0.45澳元/股的价格才能获得“合理但不公平”结论。邵毅事先做了精心准备,他一条一条细数理由,一步一步打动对手。价格在努力之下也一点一点地下降。最终在马克·舒米奇先生即将离开ECE总部、踏上返程航班的最后一刻以0.405澳元/股,总价约3.1亿人民币(约4785万澳元)的价格达成协议,这比ECE谈判底线低了不少。同时,ECE还迫使GBE公司因违反2010年11月17日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而支付了ECE的前期费用。
为加大成功的筹码,杜绝再生变数,邵毅建议GBE在股东大会前通过路演与其股东沟通。3月21日起,ECE团队陪同马克·舒米奇先生辗转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珀斯等地,用ECE的理念、风度和智慧与GBE的股东在路演中沟通,以谙熟股东担忧的化解之道争取了多数股东的支持。一张张优秀的成绩单如约而至:
2011年3月25日,GBE公司收到的28位股东书面投票计539.656万票,其中537.8096万票赞成,1.8464万票反对,反对票占总投票数的0.3%。
4月1日,GBE公司收到的110位股东书面投票计2968.0758万票,其中2905.5294万票赞成,62.5464万票反对,反对票占总投票数的2.1%。
4月7日,GBE公司收到的134位股东书面投票计3324.7776万票,其中3061.7217万票赞成,263.0559万票反对,反对票占总投票数的7.9%。
4月11日是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的前一天,共收到192位股东书面选票计4562.1756万票,其中4127.948万票赞成, 434.2276万票反对,总投票数占总股数的44.8%,而在如此热情的投票中,不赞成此项并购议案的只占总投票数的9.5%。
结果显而易见,ECE已稳操胜券。
2011年4月12日上午10时30分,澳大利亚珀斯的Celtic会所,GBE公司特别股东大会如期举行。执行主席马克·舒米奇先生宣读的书面投票结果成为股东大会的特别开幕词。在座无虚席的会场上,律师、新闻媒体和所有参会股东以及ECE的代表都在紧张地关注着大会。特别股东大会程序非常简约,直奔议题,就是对ECE并购GBE51%股份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经过认真清点,马克·舒米奇先生大声宣布着最终结果:全票通过ECE并购GBE51%股份的议案。
至此,邵毅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境外并购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次战役的胜负并不足以影响他悲喜的情绪,他不由地沉浸在中国人“走出去难”的回忆中。
笔者在收购捷报传来后的第一时间电话采访了仍在澳大利亚参加GBE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的邵毅局长。在向他表示祝贺时,邵毅意味深长地感慨:“一次并购几经沉浮,放大这个痛并快乐的过程效应来看,‘走出去’的路还很长、很难。”
践行——称砥柱直面风雨、擘画未来
邵毅常说:“一个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有两种模式,一种叫资本积聚,一种叫资本集中。资本的积聚是靠利润的积累,而资本的集中则是靠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来迅速完成资本的扩张。对ECE来说,要在短时间内做强做大,就必须进行资本运作,以此实现四两拨千斤的创业神话。”ECE也正以实际行动表明不能再走贷款—投资—勘探的老路。
然而,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初级勘探公司在中国无法上市,选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初级勘探公司适宜生存的土壤,通过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对接国际资本市场,实现资本、资源、资产一体化不失为事半功倍的捷径。自2008年以来,ECE在纳米比亚已获得独家探矿权22个,矿权面积10687平方公里,并向纳矿产能源部提交独家探矿权申请16个,申请面积达12581.83平方公里,涉及铜、金、铁、锌、铅等多个国家急需矿种。ECE2009年收购的ARU在之后短短一年中净资产就增加了3.6亿元人民币。2010年,ECE还在澳大利亚北部省申请登记了8个探矿权,矿权面积为3311平方公里;购买了3个初级项目,矿权面积达3601平方公里;目前正在洽谈南澳金矿、维州铜矿以及北部省的铁矿和铀矿。此外,与热带巴西国际股份有限责任公司(Tropical Brasil International S/A)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共同开发该公司前景良好的矿权,目前已有13个矿权进入筛选阶段,矿种均为铁矿。这一切显得从容自若,水到渠成。
ECE和中国资源类企业一样正面临新的挑战,发达国家用“中国资源威胁论”、“资源民族主义”等利器发难,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屡受挫折。尽管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但与其他收购资源的大国相比,总量依然很小,比重微乎其微。外媒鼓吹的言论显然是带有政治倾向性和有悖客观事实的。因此,如何避免类似的失败是中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邵毅认为,破解之道在于运用“智慧战略”。一是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站在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加快研究制定“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从全球视野考虑资源战略,协调各方力量,以战略眼光来有效配置全球资源,切实做到以全球资源战略规划统筹境内外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以全球资源战略规划吸纳和集聚资源保障能力的各种要素,以全球资源战略规划引导和支持资源类产业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发展需要面向全球寻求资源支持,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些稀缺资源也离不开中国。因此,通过对稀缺资源出口、开发的控制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资源市场的话语权尤为必要,这是国家智慧的体现。二是地勘单位要以股权收购作为“走出去”的主要目标。地勘单位科学“走出去”的秘诀在哪?邵毅深有体会地说,地勘单位收购上市公司的股权相比收购一般的项目,往往有一举多得的优势:其一,境外上市公司尤其是资源类上市公司,无论信息披露还是账务处理都比较规范和透明,从而使技术尽调、财务、法律尽调简便易行,比一般项目更容易收购,法律和财务等方面的风险也较低;其二,收购上市公司可能比收购一般的项目经济上更具实惠,危机时的缩水价格使低价特征更为明显,谈判时的定价也较为简单;其三,收购了上市公司等于实际上廉价收购了项目群,也收购了管理团队,比单纯的收购项目更加合理;其四,海外直接并购上市公司实现了地勘单位做强做大的良性循环,通过海外融资平台的搭建,不仅能确保并购公司的后续融资,也能将自己其他的海外项目包装进去;其五,收购上市公司更有利于防范风险,良好的退出机制为“走出去”风险防范提供了保证。这就是一种企业智慧。
尽管发达国家的舆论造势在一定程度上的确羁绊了我国境外并购的步伐,但ECE作为“中国速度”的样本之一,在悖论面前,敢于正视,从容淡定。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内控体系为国际并购提供有力支持,组织专门力量,捕捉市场信息,研究潜在的合作伙伴,斟酌资本运作的各个环节,建立适应国际并购的内控流程和组织架构,组建一支深谙国际投资准则、具有涉外经验的谈判队伍,严格选用全球性的中介公司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实现项目投资的事前控制,把投资决策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力求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以不变应万变;另一方面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寻求国家有关部门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2010年ECE国际化经营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和肯定,历史上首次获得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商务部等各类政府扶持资金。同时,谋求与海外并购目标国家良好的合作关系,以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合作的商机。自成功收购ARU以来,ECE一直保持了与澳大利亚,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北部省的良好合作关系,在2010年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还与澳大利亚北部省资源部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主动参与资源全球化配置,有效对接资本市场,走探采冶一体化的道路既是地勘单位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也是倒逼地勘单位加快改革,适应市场经济的重要途径。此次成功收购GBE势必成为 ECE基业之渠的源头活水。而邵毅还有着更高远的目标,他正在积极筹备国内、境外2支资源类私募基金,努力借壳上市,希望把ECE重组改制为国内一流、国外知名的跨国矿业公司,他野心勃勃地要把ECE打造成中国地勘行业的航空母舰。
“最是一年春好处”,ECE正以华丽的身姿在明媚的春光里绽放着中国企业践行“走出去”战略的绚烂之花,我们期待并有理由相信ECE后续有更大手笔的业绩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