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信刚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世界进入了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与此同时，全球伊斯兰国家兴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这两大趋势使伊斯兰国家面对外界和内部的双重挑战。不同国家的对应不同，大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整体表现是政治民主化迟缓、经济全球化滞后，这意味它们可能要面对国内纷扰，以及在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的双重危机。埃及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在大中东的二十五个伊斯兰国家中，有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三种政体。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当政者大权独揽的现象非常普遍，“家天下”的色彩浓厚，家族、部落联盟往往是支持政权的主要力量，人民没有参与权，也缺乏公民意识。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各国逐渐摆脱权威政治推行民主化的同时，多数伊斯兰国家当权者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都以“我国情况特殊”来推搪，或者是“口头上附和，行动上拖延”，沙特阿拉伯正是如此。

　　伊斯兰国家没有民主传统是事实，强行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未必有效，但原地踏步绝对不是好对策。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是两个隔着波斯湾相望的产油大国：一个自认是逊尼派伊斯兰的领袖，另一个是什叶派伊斯兰的当然中心；一个亲西方，另一个反西方，但它们却一致地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是20世纪中叶时由军人政变、推翻君主制而建立起来的世俗化政权；半个世纪以来，统治者都是称为总统的国王。也门和索马里隔着亚丁湾相望，同样相当贫穷落后，虽然借用总统、议会等现代名词，实际上没有脱离部族政治的传统。也门是1990年由南、北也门合并而成，现任总统萨利赫已经在位33年。索马里不同部落的军阀近年来各据一方，成为海盗猖獗的“失败国家”。

　　在这二十五个国家中，只有土耳其经过凯末尔·阿塔图克十五年的励精图治；他于1938年去世后，土耳其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军人训政，逐步提高了人口素质，近十年来实现了人民参与的民主。土耳其在80年“激烈世俗派”（Radical secularists）执政之后，几次民选的政府竟然是曾遭查禁的伊斯兰政党。

　　经济上，大中东伊斯兰国家可以分为产油国和非产油国。产油国的国民收入虽然较高，但石油价格受局势影响，收入不稳定。这些国家人力资源缺乏，海湾国家的“外劳”人口往往多于本地人口，而且都还没有脱离“单一经济”，未能实现经济多元化。

　　非产油国的情况就更不理想。近年来人口压力加大，工业化进程缓慢，信息化程度偏低。加之贪污严重，人心涣散，在最近3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相对于亚洲与拉丁美洲，大中东非产油国家明显地被甩在后面。在大中东的二十五个伊斯兰国家中，经济发展比较理想的也是土耳其。土耳其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逐渐趋于合理化；私有的中小企业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活力。作为一个非产油国，有七千多万人口的土耳其2010年的购买力平价（PPP）人均GDP为1.24万美元，是埃及的两倍、沙特阿拉伯的一半，与伊朗（以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大致相若。

　　当今世上，除了经济和文化领域明显占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之外，所有国家都面对一个挑战：如何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宗教与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逐渐缩小的地球上具有竞争力？这个挑战对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来说要格外严峻，因为这些国家内部都有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与受到西方同情和支持的西化派。大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必须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内耗甚或内战。

　　举例来说，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女性受教育和社会参与的程度要比男性低许多；西化派精英主张提高女权，但是传统派（包括许多女性）的思维还很难改变。假如一个社会为了保持传统而忽略它一半人口的智慧开发，又想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竞争力，的确十分困难。几个大中东国家的人民连续对专权的统治者发出了怒吼。希望近日的动乱是婴儿出生前的阵痛，而不是宿疾引发的痉挛。

　　想到大中东，脑中的关键词必然是：战略位置、能源争夺、以色列、伊斯兰复兴、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美国影响……正是因为大中东地区拥有全球最多的能源储量，又有博斯普鲁斯海峡、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等交通孔道，才会有一百多年来欧美列强对大中东各国的觊觎、侵占与争夺。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侵凌，使许多穆斯林力图自新自强，因而产生了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

　　因为英国在“一战”后控制巴勒斯坦，遂使犹太人在遭受纳粹种族灭绝后，得以驱赶巴勒斯坦人，建立以色列。犹太人在美国的成就和力量，使美国政府一向偏袒以色列；美国同时也利用以色列作为它在中东的基地。

　　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以及欧洲人对穆斯林的轻侮，激怒了许多穆斯林，使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号召力自1980年之后持续增强。以色列与美国的作为扭曲了中东许多民众的心态，也给了他们本国当权者一个专权而不进取的借口。这确实是中东人民的不幸。

　　阿拉伯联军与以色列四战四败，造成阿拉伯人长期的压抑感；而这就可能导致非理性的思维和行动。海湾战争之后，美军进驻一向被沙特阿拉伯王室宣传为“伊斯兰圣地”的阿拉伯半岛，引起许多伊斯兰极端分子极度不满，恐怖主义因而得以快速发展。“9·11”事件中的19个恐怖分子中有15人是沙特阿拉伯籍，就颇能说明恐怖主义猖獗的心理背景。“9·11”之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轴转为反恐，主战场就在大中东。所有想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都要配合美国反恐。有些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也赞成反恐，但是想到让有反美情绪的老百姓看见他们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跳舞，就不免会有些迟疑。沙特阿拉伯王室为此陷入两难，因为他们深知要为紧跟美国付出代价。

　　美国既要大中东配合它反恐，也要在大中东推行民主。美国人不无理由地认为，推行民主是使这些国家繁荣稳定、杜绝恐怖主义的不二法门。为了强行散播民主种子，美军（连同北约几国）去除了反美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两株毒草，将这两个国家作为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试验田”。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耗费了美国巨大的人力财力，但是它在大中东地区的有形力量确实迈进了一大步。美国在伊朗的东、西两个邻国的军事力量应该足以震慑伊朗。

　　然而，美国却在政治上失算。打垮了逊尼派的萨达姆，扶植了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政权，表面是由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但是库尔德人和逊尼派加起来就足以杯葛什叶派。因此伊拉克去年举行选举后，几个政党谈判了大半年才勉强组成政府，而这个政府竟然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甚至可能受到伊朗的影响。另一方面，失去政权的逊尼派在基地组织的煽动和组织下，不停地从事恐怖活动，给伊拉克政府带来极大的挑战与困扰。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向伊斯兰世界释发善意，准备集中精力对付伊朗。国务卿希拉里提倡要学会使用“巧实力”（Smart Power）。“巧实力”的手段之一，就是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以及用“社交媒体”进行动员。不论最近突尼斯、埃及等地的群众运动是否有“巧实力”的运作，美国确实有一部分人想要较小布什更“巧”地推行“大中东民主化计划”；而另一部分人又担心民主的过早到来，可能会波及亲美政权（如沙特阿拉伯），使美国的现实利益受损。

　　伊朗已实行民主选举多年，但2009年大选后反对派大规模示威；最近正在伊朗政府声称穆巴拉克下台是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同时，德黑兰出现了反政府示威。加沙地区的哈马斯（Hamas）在2006年的选举中击败了较温和的法塔赫（Fatah），一向支持民主的美国和以色列拒绝承认；得到选民支持的哈马斯近几年来主政的成绩的确乏善可陈。

　　浩浩荡荡的民主洪流无法阻挡，但是民主之剑有双刃。真正民主化之后的大中东，究竟会挫伤美国不喜欢的伊斯兰主义者，还是其自身的利益，谁也难以预料。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前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