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认为，城市化推进的质量要看土地整理、就业扩张、公共服务的改善对企业吸引力的增加之间能否形成良性的循环，使老百姓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财经国家新闻网记者 李志兰 王云辉 点击：2次

　　“城市化推进的质量要看土地整理、就业扩张、公共服务的改善对企业吸引力的增加之间能否形成良性的循环，使老百姓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就是有益的；如果形不成这样的循环，就是不可持续的，会导致更多的城乡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日前接受财经国家新闻网记者采访时称。

　　“双重城乡二元结构”形成

　　城市化迅速推进的同时，城市化质量不高正在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多家研究机构提出了“不完全城镇化”、“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等概念，具体表现为农民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就这个问题，叶裕民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存在城市化率虚高的问题，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6.6%，达到50%就是初步进入城市社会了。但是我国产业结构水平、产业效率、社会进步水平，还没有达到将近进入城市社会的水平，产业结构也没有相应的达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水平，很多人还没有享受到城市化的好处。

　　“中国在很长时间以来走的都是以经济增长为导向、以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道路，这种以经济增长为主线的方式，使我们对社会问题看得比较淡，对农村的利益关照不够，农民的利益被甩在发展的外围。城乡居民、城市内部本地居民与外地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一种‘双重城乡二元结构’。”叶裕民说。

　　依附于户籍的利益

　　2000年，叶裕民教授就在她的《中国城市化之路》一书中提出了中国的城市化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在谈到户籍制度改革对城市化的意义时，她对记者说，户籍制度改革一直是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之所以在‘十一五’末期和‘十二五’一开年，我们非常关注户籍制度改革，是因为城市化在眼下变得更重要了。”

　　“户籍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依附于户籍之上的各种利益，拿到了户籍等于进入了获得这些利益的门槛。”叶裕民说，户籍制度把农村的农村居民和生活、工作在城市的城市居民都挡在了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利益之外，使他们没有享受到很好的公共服务，自身发展受到很多机会的排斥，如享受不到很好的教育机会，就无法进入核心产业，总是处于收入较低的边缘产缘。这也就成为城市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之一，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

　　她还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是发展方式转型、扩大内需的需要。叶裕民分析，目前内需市场存在四个层次的障碍，即就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就业不充分；教育长期滞后，人力资本缺乏有效支撑，产业效率较低，收入水平较低；一系列社会保障没有跟上，人们有钱不敢花；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有钱也不花在城市，相反回到农村去拉动低端的产业发展。

　　“从长期来看，不管中国城市化发展到那个阶段，只要中国的是以人口流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为主体的过程，那么在城乡户籍利益具有不同的利益格局的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就一定是促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叶裕民说。

　　就业引导为关键

　　当分析如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时，叶裕民教授主张以就业引导人口流动，“一定要让土地提供、企业进入、城市扩张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形成一个协调有序的发展循环机制，一定要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析。”

　　她还特别强调，“在中国，切忌人口的盲目流动，切忌低收入人群在没有就业依托的情况下向城市涌动。人口盲目流动的情况下难免就会造成大量低收入的人群流入城市又没有就业，加重了城市政府的负担，造成城市贫困。如果进入城市的人培训意愿不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没有竞争力，那么这种城市化的道路将会付出很大的成本，而这种成本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支付得起的。”

　　对于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叶裕民认为，城市中有一部分人处于产业的中低端，流动性很大，只愿意在城市居住若干年，不一定给予其户籍，应给予其在城市正常生存的基本平台，包括公共租赁住房；对于在就业最底层的长期居住于城市的人员，如保姆、清洁工，大部分城市也应该给予其公共服务的空间，给予其子女教育和在城市考大学的权利，以保证其在城市的基本生活。

　　谈到对“十二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的展望，叶裕民乐观地认为，“如果转变发展方式非常坚定不移的推动，相关制度保障能够跟上，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公共住宅建设制度，城乡之间开放融通的户籍制度改革、医疗、基础教育等。那么，‘十二五’期间城市化率虚高的现象会得到大幅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