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Whitehouse

　　日本和欧洲的危机导致的财政紧张状况彰显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富裕国家正在接近一个另一场灾难的临界点，而这场灾难是他们无法承担的。

　　日本和欧洲各自面临的危机非常不同──日本的危机是自然因素造成的，而欧洲的危机则缘自人为。但从财政角度看，这两种危机看上去很相似。在两种危机下，不断加重的减灾成本使政府本已不堪承受的财政负担更加沉重。对于日本这个世界上负债率最高的发达国家来说，这种局面会导致何种结果依然无法确定。而在欧洲，葡萄牙可能不久就会成为最新一个寻求救助的国家。

　　东京和里斯本（编注：葡萄牙首都）面临的财政压力反映出一个涉及面更广的问题：随着发达国家政府为使本国公民、投资者、银行和企业免受各种灾害之苦而承担起越来越大的责任，他们正将自己的财政资源进一步推向供给极限。一些经济学家说，这会使下一次发生重大危机时发达国家政府没有足够的必要资金来应对。

　　2003至2007年期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的拉詹(Raghuram Rajan)说：我们能负担得起另一场危机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这位目前任职于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经济学家说，许多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力再次对当前体制施以援手。

　　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罗格夫(Kenneth Rogoff)说，截至2010年，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平均相当于各国年度经济产出的74%，比1970年时的水平高出了两倍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

　　债务水平的提高缘于发达国家政府在危机期间所扮演角色的重大转变。他们正日益以最后承保人的身份介入危机，承担起从重建滨海地区社区到为银行和私人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等所有成本。莱因哈特指出，政府债务的增加在金融危机刚结束时一直尤其显著，美国政府近来的财务状况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它实际上接管了按揭贷款发放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后，其负债率大幅跃升。

　　与此同时，富裕国家的偿债能力却在不断减弱。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他们业已成熟的经济增长较慢，富裕国家不断老龄化的人口导致这些国家赚取医疗费和养老金支出的潜力出现下降，而他们的这两项支出又在不断增加，这些国家为满足这些支出而拟征收的税赋在政治上面临着强烈反对。

　　罗格夫说，人们的想法自相矛盾，他们既希望政府总能出手救援，又希望税率总能保持在低水平。

　　很难确切知道各国政府在陷入困境之前、究竟还能再承受多少债务，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估计。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他们指出了23个发达国家政府过去在不违约的情况下曾经应付的最高债务水平。然后他们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利息和实际债务水平，计算出了每个国家在达到极限之前能够再承担多少债务。结果是，日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冰岛这五个国家已经达到了极限，意味着它们需要实施比以往更严厉的措施，才能控制住债务。其他国家则处于非常接近极限的令其不安的水平：举例来讲，美国在达到极限之前，还可以增加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 51%的债务；除非美国采取改正措施，否则在大约15年内就会达到极限。

　　可能的结果让人不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投资者对债务水平的担心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而政府将缺乏控制危机的资源。

　　发达国家最终可能不得不适应更高的税率或更苛刻的救助，或者两者兼有。（本文原载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