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 林嘉希

　　 中国地方执政者在“十一五”首度经历了节能减排考核，“十二五”又将引来发展的“环保”门槛，而未来五年，门槛又多了一道，即碳强度下降目标分解到地方。

　　 “十一五”的节能减排成绩单是优秀的，但诸如“拉闸限电”等行政措施也备受争议。

　　 “十一五”中使用的哪些措施依然有效？技术减排和结构减排谁将扮演主角？强度目标与总量目标之间，是否仅仅是数字换算问题？市场手段如碳交易能否找到突破口？

　　 随着节能减排的目标延续及指标扩容，“十二五”的开局，需要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

　　 “只有通过总量控制，才能真正地把能耗目标降下来，否则单是提倡强度目标，能源消费的增长还是无法控制。”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和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提醒。

　　 总量目标比强度目标更具实效

　　 《21世纪》：“十二五”的节能减碳已经启动，那么“十二五”期间，国家会不会出台一些新的配套政策？

　　 姜克隽：我国“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政策，积累起来的许多经验，是值得在“十二五”期间继续保持的。比如，在工业领域，将重点企业的节能减碳工作从“千家”扩展到“万家”，并由此逐步推广至全国，前景喜人。

　　 因此，出台新的政策空间并不很大，但行动的空间还是很大。“十二五”需要做的是将已有的政策进一步地强化、具体化。如关于节能的公共教育、节能监管透明度以及产品的节能标识等。

　　 当然，不应将能源问题、节能问题变成一个各地官员的头疼“老大难”，否则他们将会产生反弹式的理解，下一步的工作就很难再推进。

　　 实际上，在目前的考核机制之中，一个政府的政策、行为与约束性指标在打分标准所占比重的比例为60:40，也就是说我们更重视的是他如何开展节能减排工作，而非那个硬性的指标。

　　 《21世纪》：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之前热议很久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并没被写先进去，对此你怎么评价？

　　 姜克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指标体系里面，与节能减碳相关的约束型指标主要有三个，即GDP增长7%、节能指标16%和减碳指标17%。我认为，这三个数据也并不是死板的。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换算，如果GDP实现了假定的7%的增长目标，在节能17%的约束下， 那么2015年我们的能源总量将是38亿吨。因此，尽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并没有列入设计指标，但是实际操作上，这个38亿吨的数据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此，只有通过总量控制，才能真正地把能耗目标降下来，否则单是提倡强度目标，能源消费的增长还是无法控制。

　　 进一步说，各省市乃至更小的行政区域而言，从节能的可操作性来说，由于GDP的结果需要不断调整，因此能源消费总量的测算，比起能源强度目标更为方便。

　　 节能目标“宽容”不利碳交易

　　 《21世纪》：很多人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16%的节能指标、17%的减碳指标，现在这两个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地方了吗？具体是怎么分解的？

　　 姜克隽：初步分解的方案已经确定了，还没最后敲定和公布。碳与能源息息相关，因此节能指标与可再生能源指标二者结合，就可以得到大体对应的减碳指标。基本上现在各省减碳目标的分解，还是采取了节能目标加上一到两个百分比的换算方法。

　　 据我了解，这次分解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基本上按照预期完成。“十一五”期间，第一次把节能纳入约束性指标从中央到地方进行了初步的摸索，各级政府逐渐对这项工作有了自己的概念与理解，也基本摸清了本地区的潜力，逐渐能够形成一个适应本地区特点的节能减排工作日程表。

　　 在国家还没有要求目标的分解之前，许多省份都已经自发准备了承诺目标。有些城市甚至自发提出对自身的更严格要求。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可以比既定目标完成得更好。

　　 《21世纪》：我们看到某些省市走得比加快，比如广东省已经计划做总量控制方面的相关尝试，并希望由此也促成了节能减排手段的市场化。那么，你认为地方在推定碳交易方面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姜克隽：一个行之有效的碳交易市场，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其中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总量的指标。地方的碳交易，更多地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有关，只有制定一个足够强、足够扎实的节能指标，才能将节能减排工作中的“水分”拧干，才能够促成地方进行碳交易的意愿。如果节能指标过于宽松，比较低，那么会出现节能任务很好完成，很多企业都想出来卖，但想买的人少。卖家多买家少，这样的市场环境是不健康的。因此，目前我国的碳交易、节能交易还是比较弱。

　　 “十二五”高耗能增速趋缓

　　 《21世纪》：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期间的工业节能的整体形势将会有很大变化吗？

　　 姜克隽：根据我们的研究，“十二五”期间，高耗能工业的增长速度将会非常缓慢，甚至可能会下降。为什么这么说呢？

　　 高耗能工业的产能目前已经很高，而相应的增长空间已然很小。我们对水泥和钢铁做过定量的研究，继续依靠高耗能产业的增长，来保持GDP高速增长已经缺乏市场基础。

　　 根据我的了解，某些行业2011年的绝对投资量就已下降。到“十三五”期间，这些行业甚至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然而这些企业若是开工率过低，其社会成本就十分高昂，因此，如何避免这些高耗能产品为了追求利润而直接出口，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对相关产业的投资，应是适应目前发展容量的、适应性、谨慎的投资。当然，高耗能工业的趋缓也并不意味着GDP的下降。在切蛋糕的时候，高耗能工业比重下降了，环保等能够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领域的比重就相应地能够得到更大规模的投入。

　　 《21世纪》：根据你的判断，高耗能产业的增速可能趋缓，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十二五”结构节能的贡献度将在“十二五”期间相对于技术节能更高一些？

　　 姜克隽：我一直在说，技术节能与结构节能之间，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差别。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十一五”之前，二者的贡献率基本处于一个“七三开”的分布态势；“十一五”期间，二者对节能目标的贡献度比例，基本上是1:1。“十一五”期间，技术进步很快，许多新增项目工业发展也快，因此结构节能的贡献是较为负面的。

　　 至于说二者之间贡献率的比较，也就是未来的侧重点问题，实际上关系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节能减排是一个纵深度很高的问题，从整个生产结构到行业内、部门内乃至产品结构的调整，都属于结构减排的范畴。对这个问题剖析得越深，很多节能措施的贡献率就越可能被划归于结构节能。因此，我们不需要拘泥于具体数据的计算，我们应当通过技术持续改进、结构不断调整来提高能效，实现节能减排的切实突破。这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