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龙 陈周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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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8
张延龙 陈周锡
不久前,温州苍南县龙港镇3个商业及住宅地块,因报名单位不足3家而再度流拍,这距离上次拍卖仅仅只有40多天。
这只是近期温州土地集体流拍的一个缩影。从去年11月底,本轮地产调控趋严,温州开始出现土地流拍,这之后,温州市政府多次修改地块起拍价以使其重新入市,虽应者寥寥,地方政府“变现”的急切心态已不言而喻。
怀同样心态的当然并非温州市一家。本报获悉,一位西安市官员在对当地区县进行工作总结时特地提醒,首先要注意经济金融风险,“从今年开始,贷款将进入集中还贷期,贷款靠什么还?怎么还?这些我们都要尽早考虑、提前统筹,确保资金链不断。”
这边厢是开发商们观望气氛浓厚,那边厢却是地方政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投资压力——自2009年“保增长”的气氛鼓动下,无数大干快上式项目在各地涌现,然囿于各种体制因素,地方政府的投资速度、规模一发不可收,一方面,“信贷财政化”已致地方政府下属投融资平台公司积累巨量债务,而同时,大量项目行至中局,后续投资压力庞大。
在一些领域,风险已经显现。本报获悉,陕西省交通厅已向陕西省政府报呈紧急报告,以求协调解决当地正在施工的高速公路资金问题,避免项目中断——项目业主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在过去两年间负债激增,已从2009年年初的320亿增至2010年9月份的750亿元,资产负债比超过87%。
“这些平台公司目前仍拥有很强的信用等级,因为万一出事可以由政府财政‘兜底’。”一位多次参与地方国资公司企业债发行的投行人士说。但谬处恰在于此——地方财政愈来愈依赖土地出让,支出加大已成定局,而地产调控致地方政府收入锐减已可期,风险能就此被挡在地方财政一级吗?当投资大潮退去,有几许人将在沙滩上搁浅?
“不是个问题”的问题
作为民营经济重镇,温州在过去并非是依赖投资拉动的城市。
自2003年以来,全国投资率从40.9%提高至69.9%,浙江投资率维持在43%以上,而温州的投资率从37%下降至2010年的31.8%,其间温州经济年均增速仅12.1%,排到浙江11个地级市末位。在地方官员看来,中央政策针对的是去年全国近70%的投资率,而温州的投资率只有31.8%,比全国、浙江平均投资率分别低了20和10个百分点。
言外之意,温州有充分的理由去搞大投资——在“十二五”期间计划总投资超过万亿,号称“千项万亿”。
对于资金压力,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认为“这不是个问题”。
“不是个问题”的底气源自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掌控权。陈德荣说:“作为政府来说,同样需要运用现代经营城市的理念,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他的算法是,仅仅市十大国资公司手中存量土地有6000亩,以每亩1000万来算总计600亿,以三分之一作为银行资本金,放大一倍有1200亿,这样就1800亿。这还是市一级,县一级还有乡镇中心镇。
然而现实可能并非如此理想。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一季度,温州开始出现土地集体流拍,其间温州市政府多次修改土地入市条件,以求在中央政策和市场需求中找到平衡——归根结底以求尽快、尽多变现,但市场响应并不乐观。
3月9日,温州苍南县龙港镇3个商业及住宅地块,因报名单位不足3家而再度流拍,这距离上次拍卖仅仅只有40多天。这3个地块起拍价10亿元,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根据资料,这3个地块位于龙港镇中心区,是未来龙港城市中心区的门户地区,距龙港镇老商业中心约2.2公里,与龙港未来的体育中心和商业中心不足1公里,地块北侧为城市湿地公园,东侧为未来龙港镇的行政及商业中心区。
龙港地块流标是温州今年一季度土地集体流标的一个缩影。
尽管应者寥寥,温州市政府仍希望通过修改土地规划以增加地块对开发商的吸引力——部分地块的规划调整、宣传造势已如火如荼进行中。比如南湖地块规划,平均容积率约1.40,较原规划提高0.33;增加住宅57.42万平方米,减少公共设施4.98万平方米。
此外,仙岩、南湖地块“90/70”硬性标准开始变化,其中南湖4个地块要求“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占总居住面积比重须达到50%以上”。
平台债务
温州的压力并非孤案——如果说温州的压力源自“明天”,那么大量过去依赖于投资拉动的中西部城市则开始面临过去和未来压力的交集:一边是积累的巨量债务,一边又是未来的庞大投资计划。
而地方债难产,其压力风险最终落至承载具体项目的大量平台公司。
温州市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建设资金保障是投资计划顺利实施的关键,将进一步发挥国有公司融资筹资的功能。
“十一五”期间,陕西省是中国GDP增速最快的省份之一,位列“金砖四省”,而统计显示,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都超过了GDP,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地区。
上述官员说,一些区县在“十一五”期间发展迅速,变化翻天覆地,如今每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度都已以数百亿计,许多都是通过下属平台公司进行的,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平台债务,而债务靠什么偿还?一些地区也因此提出了年土地出让、收地收益过百亿的目标。
当地成立最早的平台公司是西安高新区下属的西安高科集团,下辖天地源、高新地产、高科房产等地产公司。而其创立之初,模式是“政策扶持、贷款起步、负债经营、滚动发展”,如今已成当地最大的开发区平台之一。此后,大量当地开发区都因循了此模式。
“建设是政治任务,拨款又很少,只能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一位当地开发区高层说,“办法靠什么呢?只有土地指标。土地指标就是最大的资产。”
在一些领域,风险已经显现。一位陕西省交通厅官员透露说,目前陕西数条在建高速公路正面临资金链困境,已将情况向陕西省政府紧急汇报进行求助,以避免项目停工。
负责项目建设的业主单位是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该公司是陕西省交通厅下属单位,公司根据交通厅授权,承担陕西省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等职能,负责所承建收费还贷高速公路项目的资金筹措、招投标、项目管理、工程质量、工期、投资控制、建成路段通行费的收取及还贷以及高速公路养护和维护高速公路国有资产运营安全等。
从2009年开始,该公司集中开工了8个高速公路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800亿元。长期借款为其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资金,在这期间,公司的负债从2009年初的320.81亿元,增长到年底的537.17亿元,增长67.44%。
到2010年9月末,其总负债为750.13亿元,比 2009年末增长39.64%。这期间,公司的资产负债比则从2009年年初的75.93%增长到87.21%。
其融资方式主要通过收费权质押,规模约为400亿元。此外,一些债务为无担保债务,其于2007年发行的一笔企业债则由建设银行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而在“十二五”期间,陕西省计划用于建设综合交通体系工程的资金还将达1061亿元。
压力共性
抛开区域差异,地方政府们所面临的压力共性,实质上源自于2009年的财政刺激计划——在保增长的口径刺激下,大量地方政府开始抛出超出中央预计的投资计划,时至“十二五”开局,其势头惯性难遏。
据陈德荣介绍,今年温州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编制与往年不同,是在市区事权、财政体制、城建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编制的。因此,鹿城、龙湾、瓯海三个区的项目计划按照事权管辖进行梳理,实行属地管理,坚持项目跟着事权走,资金跟着项目配,进一步增强区级政府对城市建设统筹协调、自主决策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在筹资主体方面,也改变了过去城建项目建设资金由财政统包统揽的做法,对城建项目按性质划分,该是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列入财政资金盘子,可以通过公司运作的分别由城投公司、公投公司自身运作实施。
今年一季度,温州十几个地块因企业报名不足而流标,这对亟须资金的温州投资来说,是一个极为不利的信号。另外,新上马的项目,尤其是占比一半左右的城建项目,因银根缩紧企业难以从银行取得足够贷款。这两条主要的地方资金来源渠道,受政策调控影响极大。
今年1月份,由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签订315个亿的融资协议,主要为沈海高速复线温州段以及诸永高速温州段延伸工程(瓯江过江通道)两个项目提供资金保障。
与此同时,温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签订400个亿的意向融资协议,将在未来8年中为建设滨江商务区的资金投入巨大。温州城投集团计划注册资金80亿元,今年计划投入86亿,掀起大开发大建设热潮。一位该公司筹建官员说,公司旨在做大一个平台,融入大量的资金,解决城市投资不足的问题。
事实上,这类平台的债务偿还能力与政府财政、土地市场休戚相关。本报获得的一份哈尔滨城投偿债安排显示,其截至2010年6月逾170亿的债务中,约54亿为国开行贷款,由市各政府部门安排资金偿还;20亿元公司债券本息由地方偿债风险专项资金偿还 (该资金由政府每年1亿元预算内收入、20%政府预算外土地出让收益、20%各类专项资金组成);29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及银团贷款由市财政承诺安排资金偿还;剩余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或者土地收益偿还。
一位多次参与地方国资公司企业债发行的投行人士说:“这类公司的报表可能不是那么好看,甚至有的很糟糕,但通常在市场评级中,它们的信用等级还是很强的。毕竟即使出事,也有政府财政兜底,我们认为省、市一级的平台公司,都不至于有什么大问题。”
资金方的这种逻辑根源在于相信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财力和信用来承担风险,而在土地财政比重越来越高、越来越普遍的当下,其本质在于对土地市场牛市仍将持续的信任。
问题又回到了起点:地方政府支出加大已成定局,而地产调控致土地出让收入锐减也将可期,这对于大量地方政府而言,都是一块最重要的收入和融资源头。当投资大潮退去,有几许人将在沙滩上搁浅?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