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尽快出台“被问责”官员“复出”任职的相关制度和程序性规定

　　【背景】近日，北京市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实施办法正式出台。京版“问责办法”明确规定：凡是“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两年内不得提拔”，一年后“如担任与其原职相当的领导职务”，必须书面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较之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北京版“问责办法”对官员被“问责”后的任职规定更为明确，同时也删除了官员“问责”后全国版中可“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的条款。

　　2005年施行的《公务员法》把中共党委机关干部纳入公务员管理，从而从法律上确立了对党委领导干部的“问责制”。此后，各地出现了不少“问责党政领导”的案例。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党政领导被问责后不久就“复出”，引发诸多争议。

　　此次北京版“问责办法”，能在多大程度上防范“被问责”官员很快就“复出”的问题？官员“被问责”后，应如何规范其未来就业和出路？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宋世明认为，北京市“问责办法”，规定对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两年内不提拔”，是对党政领导问责制的完善，有助于提升问责制的执行力。今后，应尽快出台“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相关规定。

　　在他看来，北京市“问责办法”呼应了民众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的诉求，试图在制度设计上有所完善和推进，应予充分肯定。但要防止“被问责官员快速复出”，必须尽快制定并出台官员“复出”任职的基本规范和程序。

　　目前，《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但对“被问责官员”在什么情况下可复出缺乏明确规定。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则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

　　宋世明指出，《公务员法》关于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规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责任追究界定。这表现在，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承担的是一种非直接过错责任，是一种政治责任。这种政治责任又由《公务员法》予以明确。

　　这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宋世明表示，“在欧美现代国家，由于政党政治、选举政治的竞争性，由于议会政治和媒体的监督，高级官员负有的政治责任一般不需由法律确定，而是作为一种政治惯例，一旦被确证对某事负有领导责任，就会在压力下主动辞职。”

　　在他看来，现行《公务员法》对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规定，至少具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体现中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更好地建设“责任政府”；二是缓释社会压力，缓和干群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宋世明坦言，现实中，一些党政官员“被问责”后不久就“易地为官”，这使上述问责的两大功能“荡然无存”，甚至会积蓄社会矛盾，降低了公众的信任度。今后，必须渐进调试，制订并出台官员“复出”的相关制度和程序，减少并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财新记者 杜珂 常红晓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