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高质量的、能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话语，往往产生在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

　　■本报记者范思立

　　“中国要做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而不是革命者、颠覆者。”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小组讨论间隙，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万季飞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在小组讨论时，他也抛出了相同的话题，引得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在一旁插话：“把你的发言整理成一篇学术论文，发给大家好好学习学习。”

　　本报记者在网络检索时竟然发现，近几年来万季飞在不同场合提到该话题。“主要是近几年来，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显著提升，但国际话语权未能同步提升的问题日益突出。”根据他的判断，“国际话语权并不会随着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而自然增强。”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在联合国维和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传统安全合作等领域，几乎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由中国主导，尽管中国经济实力数倍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但荷比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合成影响力远超中国；在制定关于全球公共产品，如极地、外太空、公海、气候等规则时，中国的话语权明显偏弱；在大宗货物贸易中，中国国际定价能力弱，“中国买啥啥贵，中国卖啥啥便宜”的状况相当普遍，煤炭、钢铁行业的情况最为典型。

　　而且，中国还往往受制于西方的国际话语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常针对中国设置话题，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人权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南海问题等，中国不得不应战，并为此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国际话语权弱势已经成为中国发展必须突破的制约因素。

　　在万季飞看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相对较弱，既有历史原因，也在现实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却没有同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在争夺和运用国际话语权时往往处于下风。而且，国际体系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话语权或者国际话语霸权，中国不可能从参与者一跃成为主导者。

　　“当前，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现有国际话语权格局不可能快速改变，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存有戒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艰巨；中国发展进入利益碰撞期，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多种期许。”他认为，今后5—10年，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机遇期，也是最为关键的时期。

　　不过，他也强调，要正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拥有话语霸权地位的现实，在既有国际话语体系中找准位置，找到立足点和突破口。

　　应该正确认识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把提升国际话语权上升为国家战略。要紧紧围绕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通过提升国际话语权，扩大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对外交往，化解发展压力，减少发展阻力，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

　　对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国际压力，万季飞表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折腾”的方针，不能因国力见长而改变，也不能因国际利益碰撞加剧而动摇。

　　“当然过犹不及，关乎国家利益必须积极发声，不能失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高，谋求国际话语权是正当行为，要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参与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参与国际体系建设，参与推进发展议程。

　　万季飞说：“国际话语是否有效，质量是关键。”提升话语质量的基础是文化积淀和学术理论。一个国家高质量的、能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话语，往往产生在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软实力等都首先来自于学术的思考”。

　　他建议，中国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智库及研究机构，培育政策分析的买方市场，提升智库及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话题创设能力和理论分析能力，为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话语质量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