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

　　 发展主义政府抉择

　　3月3日，北京。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开幕。而此时，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集团原董事长秦晓的一份提案，仍然在紧张的修改当中。经历了贯穿2010年严厉调控的经济界人士们，多少都对秦晓的这份提案，有些期待。

　　尽管这仅仅是一份针对利率市场化的提案，但其中可能包含的对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政府调控经济手段的利弊分析，在“十二五”规划成为焦点议题的2011年两会上，显得十分切中要害。

　　不仅秦晓。包括刘永好、郑新立等企业界、经济学界人士在内的政协委员，都提出了对改善与丰富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以市场化方式引导经济发展的期待。

　　站在“十二五”门口的中国经济，当面对去行政化之考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也站在路径重新选择的当口。

　　不确定的风险

　　要给自己手下的销售人员放假，孙晓东总是心里有几分异样。他所供职的京宝行，是北京销售宝马汽车规模较大的4S店之一，问起他希望两会传达的信息，他说最大的希望就是政府的政策不要在短时间内出现“180度”的“方向逆转”。

　　他所言的方向逆转，便是北京轰轰烈烈的交通治堵方案。兔年春节之前，北京开始执行严格的机动车总量控制方案，其中，车牌摇号是为核心。这让北京的汽车销售市场一夜之间降到冰点，但对于这一点，是在孙晓东意料之中，并无太大的意外。

　　“问题在于，2009年的时候，整个汽车消费还是被国家鼓励的。”孙晓东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那一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用了投资拉动、扩大消费的宏观政策，作为主要的大宗消费品，排量1.6以下的汽车购置税被减免。这一政策大大刺激了当时的汽车消费市场。

　　孙晓东告诉记者，基于当时的这一市场需求变化，大规模的扩充销售人员队伍成为了他所供职的企业最主要的策略之一。但是，到2010年底的时候，购置税的减免不再延续，但最让他们难以预料的是，北京一月2万张车牌的严厉控制。

　　“我们的销售队伍是按照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下的市场环境组织的，但政策一下180度的逆转，销售人员显然过剩，我们预料不到这个政策的变化，只能应对，放假是最简单的办法。”孙晓东说。

　　孙晓东的感受与身为政协委员的秦晓理性思考一脉相通。在他所提交的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提案中，秦晓明确表示，应当遵循市场中资金与需求的供需关系，以此作为确定利率水平的基本依据，并以此为基础，增加企业或资金使用者对于利率水平调整方向判断的准确性和确定性，以降低企业决策过程中的政策变化风险。

　　这便是身居庙堂的秦晓与江湖之远的孙晓东，面对政策的共同感受所在。

　　谁应该是主导者

　　无论是令孙晓东和他的同事们措手不及的汽车政策的方向性逆转，还是秦晓提出的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提案，无一例外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更应该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也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关心的问题。尽管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已经不再担任政协委员的职务。但是，在本届两会召开之前，他还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范畴即包括提供良好制度环境、为企业营造好的经营环境，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无论是秦晓，还是吴敬琏都认为，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近5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主导性越发明显。吴敬琏就向记者表示，这种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拉动，二是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手段。

　　在秦晓看来，无论是兔年春节之前北京严厉的机动车总量控制措施，还是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以房价控涨为基本目标的严厉住房限购措施，这种频繁以行政化手段干预市场的倾向，源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

　　“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必然会破坏价格机制，破坏资源配置，也容易造成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秦晓的话语，不无尖刻。“一般的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税收政策、汇率、利率和要素的价格管制，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存在通过行政审批干预经济活动，甚至自身参与市场竞争，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任重道远。”他说。

　　吴敬琏则强调，政府不该利用权力垄断市场或者与民争利。中欧商学院院长许小年甚至公开呼吁，在“十二五”期间应该改变各级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自主作用，让社会资源按经济规律进行配置，培育并鼓励企业成为投资和经营的真正主体。

　　“发展主义”去留

　　“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主要学习的是‘东亚模式’，也就是‘发展主义政府’。”在政协委员中，出身国企的秦晓，以话语直接而敢言著称。

　　他告诉记者，在东亚模式中，政府在转轨过程中的发挥特殊作用也有其必然性，但是在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确立之后，政府就应当适时转型。然而，中国目前的局面在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型相对较慢，仍然习惯使用行政手段硬性干预市场运行，从而诱发相应的潜在风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就曾解释过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简单地对高价商品进行行政限价管控，很可能造成将过剩的货币推向其他商品，追求保值增值，从而造成本不存在涨价问题的商品因为资金的追逐而涨价的意外效果，从整体层面上反而推高了整个物价水平——这显然与政府试图通过行政限价手段达到控制物价水平的政策初衷明显相悖。

　　作为东亚模式——“发展主义政府”的典型代表，日本政府长期控制金融业，并且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维持长时期的低利率水平，同时政府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土地，在秦晓看来，这些都是典型的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手段。但是，最终所得到结果，却是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低迷与乏力。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对“九五计划”、“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三个五年中相关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了对比，其结果发现，三个五年中的各项指标完成率为75%、64.3%和86.4%，颇为微妙的是，其中GDP增长指标，全部超预期完成——这显然是GDP考核体制之下，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结果所在。

　　吴敬琏在两会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表述得十分明确，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这样才能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需要，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坚实有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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